所謂“抗日老兵”有多少摻水造假?

胡亦南:虛實之間的抗戰老兵真正純粹的革命者,不論中外,多少都是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的。至於那些被迫捲入革命,參與戰事的普通民眾,既有在鬥爭過程中養成覺悟而犧牲者,也有未養成覺悟而犧牲者。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期間,為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英雄何止千萬。新中國成立時,各地基層參加革命者往往十不存一。倖存下來的鬥士,無論其初衷如何,大多都經歷了艱苦卓絕的考驗,做出了堪稱卓越的貢獻,受到各族民眾的熱愛和尊敬。一段時間以來,由於中共革命宿老的相繼離世、兩岸關係的極大改善、中共統戰的現實需要、其宣傳政策的全面失敗、以及新聞采編人員專業素養的逐日下滑等因素,大規模重塑歷史的行為,尤其是解構中共烈士,消費老紅軍、八路軍、解放軍、志願軍戰士,編造或誇大民國時期國民革命軍官兵抗敵事跡與歷史遭遇的趨勢值得關注。在兩岸尚未結束政治對立和敵對狀態的現實條件下,這種以統戰需要、公眾娛樂或還原歷史等不同面目出現的宣傳攻勢,已經而且必將持續產生此消彼長、潛移默化的社會效應。

所謂“抗日老兵”有多少摻水造假?

近日,經中國新聞社、中國廣播網、中央電視台等多家中央媒體報導,自稱曾在抗戰期間擔任國民黨重慶軍隊警備司令部情報組組長的昆明老人陳世麟(一作陳士麟)突然暴得大名。記者稱,現年93歲的陳世麟在60年前“曾憑獨特的‘聽風’本領”刺殺了敵占區的汪偽政權武漢市長。抗戰勝利後,“離開部隊的他一直任職於昆明蓄電池廠,為千家萬戶亮上電燈。”報導同時說,陳世麟自1975年起在昆明定居,至今蝸居於公廁旁邊的一處小房間裡。然而,普通讀者只需掌握一些基本常識就可以斷定,陳世麟的所謂事跡完全不屬實;幾乎每一處假定事實都千瘡百孔,該文作者和所有跟風炒作的新聞從業者的求證水平也近乎為零。且不論蓄電池與千家萬戶的電燈是否有關,60年前的1953年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四年,敵占區和汪偽政權早已灰飛煙滅。武漢1938年10月陷於日軍之手。從1939年到1945年,在此出任偽政權市長的僅有張仁蠡和石星川兩人。張仁蠡於1951年被新中國人民政府處決,石星川則在1948年死於國民政府獄中;陳世麟與二人中任何一人的死都毫無關係,施展所謂“聽風”等神鬼妖魔本領更是純屬臆造。

那么,這名聽風老人在抗戰之後又做了些什麼呢?昆明蓄電池廠成立於1949年,陳世麟是斷無可能在抗戰勝利後就加入這家並不存在的單位的。據云南信息報7月2日的報導,陳世麟現手持一份由原國民黨保密局雲南省站長沈醉於1983年5月3日親筆寫就的檔案,上書“茲證明陳世麟於一九四九年在我領導的國民黨第八軍隨軍調查組工作時,在雲南和平解放中按照我的命令,放下武器沒有抵抗,應按投誠人員安置為感。”而據云南信息港7月7日的報導,老家在四川的陳世麟在1940年畢業後,來到重慶的中央軍委電訊班學習,曾隨戴笠深入上海、杭州、廣州等地,後任國軍第八軍參謀,在滇西“繼續抗戰”。“雲南解放後,陳世麟回到妻子的老家臨滄市鳳慶縣,隱姓埋名生活了幾年。直到針對國民黨軍官的特赦令頒布後,陳世麟才重返社會,與妻子一起被分配到昆明市蓄電池廠工作,直到1993年退休。”於是,在各家中央媒體報導里語焉不詳的歷史事實,就這樣逐漸浮出水面了:陳世麟,男,原籍四川,歷任國民黨軍統情報組組長、保密局特務人員、第八軍隨軍調查組成員,曾隨軍統局局長戴笠赴各地工作,1949年12月雲南解放後潛至鳳慶縣,並長期藏匿。1975年3月,全國人大決定對全部在押戰犯實行特赦釋放,給予公民權後,陳被安置到昆明市蓄電池廠工作,直至1993年退休。1983年,全國政協委員、原國民黨保密局雲南省站長沈醉曾為陳開具證明,希望有關部門予其投誠人員待遇,未果。試問這樣一份“抗戰老兵”的履歷,還能博取多少同情呢?對陳世鱗所謂光榮事跡的炒作遠非孤例。2007年逝世的原國軍第30軍27師師長仵德厚,至今享有“抗日名將”的美譽,因為他曾以營長身份率眾血戰台兒莊。而部分媒體和個人極力宣揚其抗戰事跡,實際上是為了與其1949-1959年間淪為中共囚徒的遭遇形成對比,以此突出中共對“抗戰名將”的不公。媒體報導里語焉不詳的歷史事實是:1948年11月3日,太原戰役期間,仵德厚向閻錫山出賣了與其共同出自西北軍的老首長、30軍軍長黃樵松,使其起義計畫擱淺。台兒莊戰役時任27師師長,戰功赫赫的黃樵松被押送南京,後遭槍決。4日,蔣介石電告閻錫山:“仵德厚代27師師長可也。”仵籍此由上校旅長晉升為少將師長。太原城破前,閻錫山指示下屬“不做俘虜,屍體不與共黨相見。”城破後,仵卻被解放軍俘虜判刑,而且在獄中表現積極。他於1959年被釋放。當時仍有大批國民黨軍官在獄中接受改造,而回鄉後的仵德厚不久就出任了縣政協委員,最終壽至97歲。因仵德厚出賣而犧牲的抗日名將黃樵松之女黃蔚君則在太原15中默默地從事了50年教育工作,媒體曝光度與仵不可同日而語。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2011年1月起,一名自稱參加過國軍1937年淞滬會戰期間舉世聞名的四行倉庫保衛戰,以最後一位健在的“八百壯士”身份出現的老者經羊城晚報、看歷史雜誌等媒體和相關個人的聯手炒作,現身於四川省金堂縣白果鎮紅廟村。此人自稱曾用名楊根奎,現名楊耀輝。據稱,楊耀輝1921年出生,1936年在什邡參軍,被編入中央軍第88師,次年8月隨軍赴上海參戰,10月太行倉庫保衛戰時,任第88師524團謝晉元部1營2連上士班長,至26日時,已晉升為1排中尉排長。1941年12月,謝晉元部官兵被日軍俘虜,押赴南京、安徽等地。1945年,楊耀輝脫逃並投奔第十戰區。當年8月10日,他聽到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訊息。1946年,他回到金堂縣老家,不久再赴成都參軍,被成都軍官大隊24中隊錄取。此後,楊在奉節遇到原88師師長、時任第16兵團司令孫元良,得到提拔,後出任第124軍223師少將副師長。1949年12月,赴四川新繁就職的楊耀輝遭到124軍軍長吳峻人的冷遇,吳“藉故未予認可”其身份。於是楊再次返鄉,一直隱姓埋名至2011年,此前未聯繫過“八百壯士”中的其餘倖存者。以上說法可謂漏洞百出。據謝晉元之子謝繼民的記述,中央軍第88師1935年秋“從四川省涪陵調萬縣稍作休整”,即“從萬縣乘船沿長江東下,開赴上海附近地區”,並未在什邡招募兵員。而參與淞滬會戰的兩支川軍部隊,第20軍和第43軍26師,當年均駐防貴州,沒有可能臨時入川抓丁。拋開這些不說,據謝繼民的記載,1937年10月27日謝晉元率部布防時,524團1營2連1排排長陶杏春代理1連連長,擬提拔為1排排長的1班班長蔣敬當日下午被俘犧牲,未提及1排“中尉排長”楊耀輝或楊根奎。至於楊1945年8月10日就“聽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的訊息”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稍有常識的民眾都會知道,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是當年8月15日才發生的事情。而內戰末期的第16兵團司令孫元良,也斷無資格任命隸屬第14兵團的124軍223師副師長。至於一個毫無背景資歷的川中青年,是如何15歲參軍,16歲就當排長,此後再未經歷過戰事,在25歲重新入伍後卻得到飛快提拔,並在28歲以前就火速升至國軍少將副師長,還能躲過多年鎮反和政治運動的,媒體更是諱莫如深。在一眾網友的考證之下,歷史事實已經很清楚了:真正的楊根奎另有其人。楊根奎,1910年生,浙江人,四行倉庫保衛戰的親歷者,已故去多年,其子至今仍在浙江務農。楊耀輝,1921年生,四川金堂人,1946年在成都軍官總隊學習,曾任國軍排、連長,其餘履歷不明。2010年12月16日,最後一位健在的“八百壯士”楊養正在重慶病逝。次年1月,楊耀輝自稱楊根奎,在各方統籌下,炮製了自己從“八百壯士”到國軍少將副師長的傳奇故事。在社交媒體興起之前,自詡抗戰英雄的事例也並不少見。2005年8月15日,即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日當天,南方都市報發表文章《抗戰老兵馬兆麟:中條山戰役我軍死傷慘烈》,稱1941年中條山戰役期間,國軍第17軍軍長高桂滋臨陣去後方休養,而馬兆麟“從營長到團長,再一躍而成(17軍)代理軍長”。文章發表後,引起了高桂滋之女高世潔與其兄高斌的強烈憤慨。高世潔提供史料稱,其父在中條山戰役期間並未臨陣脫逃,而是在與日軍作戰,而所謂馬兆麟代理17軍軍長之事,二人均全然不知。

原報導稱,馬兆麟1915年生於甘肅,1933年至廣州黃埔軍校學習,系黃埔軍校第六期學生。然而公開資料顯示,黃埔第六期學員入學於1926年8月的廣州,畢業於1929年5月的南京。1926年馬兆麟才11歲,全無可能具備黃埔學員的條件。為求準確,高世潔查閱了黃埔軍校6-16期學員名單、洛陽中央軍校軍官訓練班第1-5期學員名單、甘肅省黃埔同學會名單以及諸多抗戰史料,均未發現馬兆麟的名字。她發現,文中對馬兆麟“1941年任1058團團長”的說法也與事實相左,因為1058團1940年就已取消建制了。2009年4月,高世潔與該文作者聯繫時,該文作者表示:“我們哪有時間進行核實,我寫了交出去,他們就登出來了……沒有查呀……我完全是按照他(指馬兆麟)說的。”2009年11月22日,南方都市報發文《“抗戰老兵”報導“馬兆麟”一文再調查》,間接承認了2005年相關報導的嚴重失實,但同時卻從原稿中刪去了兩段重要聲明:一、“無論如何,本報在該文發表之前未對馬兆麟所言予以仔細考證,都是錯誤的。”二、“高世潔兄妹對此非常反感。因為據高世潔提供的史料,高桂滋並未臨陣去後方休養,而是在與日軍作戰。本報就報導失實,謹向高世潔兄妹及廣大讀者致歉。”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毫無疑問的是,使老兵境遇得到改善是政府的應盡之責。但從馬兆麟到楊耀輝,從仵德厚到陳世麟,每一名被掛上“抗日老兵”、“抗戰名將”、“抗戰英雄”牌位的垂垂老者,不論他們當年的理想是救亡圖存還是功名利祿,不論他們當年的主業是清鄉剿共還是抗日救國,不論他們當年是否一敗千里,不論他們如今是否記憶偏移,都被某些特定群體如獲至寶,淪為其手中的悲情卡和搖錢樹。老人們或有或無的遭遇,在呼之欲出的政治訴求下,得到了統一的形象塑造和廣泛的媒體傳播,使國軍英勇無敵、力抗日寇、殺敵逾萬、血流成河等傳說的歷史孤證深深刻在客群的腦海里。而在此過程中,固有的歷史圖景被徹底解構、完全重組之後得到不斷強化。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翻案當然也不是繪畫繡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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