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大昕百科介紹

清代學者

生平簡介

　　錢大昕生於1728年正月七日（2月16日），死於1804年十月初一日（11月2日)。早年，以詩賦聞名江南。乾隆十六年(1751)清高宗弘曆南巡，因獻賦獲賜舉人，官內閣中書。十九年，中進士。復擢升翰林院侍講學士。三十四年，入直上書房，授皇十二子書。參與編修《熱河志》，與紀昀並稱“南錢北紀”。又與修《音韻述微》、《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及《天球圖》諸書。　　錢大昕著作：清刻本 16開《十駕齋養新余錄》　　後為詹事府少詹事，提督廣東學政。四十年，居喪歸里，引疾不仕。嘉慶初，仁宗親政，廷臣致書勸出，皆婉言報謝。歸田三十年，潛心著述課徒，歷主鐘山、婁東、紫陽書院講席，出其門下之士多至二千人。晚年自稱潛研老人。其學以“實事求是”為宗旨，雖主張從訓詁以求義理，但不專治一經，亦不墨守漢儒家法。同時主張把史學與經學置於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經方法治史。自《史記》、《漢書》，迄《金史》、《元史》，一一校勘，詳為考證。萃其平生之學，歷時近五十年，撰成《二十二史考異》，糾舉疏漏，校訂訛誤，駁正舛錯，優於同時其他考史著作。　　其治史範圍廣於同時諸家。於正史、雜史而外，兼及輿地、金石、典制、天文、歷算以及音韻等。對宋、遼、金、元四史，用功甚深，元史尤為專精。他曾打算重修《元史》，未成。著有《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宋學士年表》、《元史氏族表》、《元史藝文志》、《元詩記事》、《三史拾遺》、《諸史拾遺》及《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等。除史學外，於所涉諸學，多有創穫。《三統術衍》、《四史朔閏考》為其研治天文歷算學的代表作，深為同時學者推重。“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更是其在音韻學上的卓見。　　錢大昕有《十駕齋養新錄》，後世以之與顧炎武《日知錄》並稱，贊錢氏為“一代儒宗”。大昕並非知古而不知今的考據學者，他往往以考史論學的形式，隱寓對清廷弊政的不滿。所著《十駕齋養新錄》、《潛研堂文集》多所反映。乾嘉時期，首重經學，大昕力倡治史，既博且精，對轉變一時學術趨向影響甚大。一生著述甚富，後世輯為《潛研堂叢書》刊行。

學術成就

　　一、評漢學　　錢大昕著作：《二十二史考異》　　錢大昕治經，遠受顧炎武“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經方法論的影響，近受惠棟“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的治經宗旨的啟發，遵循由訓詁以明義理的原則。在他看來，文字是《六經》的載體，只有先識字審音，才能真正弄懂經書所蘊涵的義理，訓詁明，義理才能明。他說：“《六經》皆載於文字者也，非聲音則經之文不正，非訓詁則經之義不明。”又說：“有文字而後有訓詁，有訓詁而後有義理，訓詁者，義理之所有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者也。”因為重視音韻訓詁在獲取經書義理中的重要作用，錢大昕對漢儒的訓詁考訂之學有極大的興趣，對漢儒的治學非常欣賞，給漢學以較高的評價。錢大昕云：　　《六經》者，聖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訓詁始；謂訓詁之外別有義理，如桑門以不立文字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學也。訓詁必依漢儒，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義猶有存者，異於後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聲音與訓詁相通，漢儒猶能識之。　　錢大昕還說：　　夫窮經者必通訓詁，訓詁明而後知義理之趣，後儒不知訓詁，欲以鄉壁虛造之說求義理所在，夫是以支離而失其宗。漢之經師，其訓詁皆有家法，以其去聖人未遠。魏、晉以降，儒生好異求新，註解日多，而經益晦。　　可以看出，錢大昕在治經的理念和方法上，是推崇漢儒的。其推崇漢儒的理由，不外三個方面，一是漢儒以國小訓詁和名物考辨為自身學術特質，言必有據；二是漢儒去古未遠，文字音韻訓詁與經典相通；三是漢儒治經，訓詁皆有家法師承，不失經典本旨。也正是認識到漢儒治經去古未遠、家法師承的情況，錢大昕在遇到後儒與漢儒訓釋有矛盾時，多數情況下是傾向於漢儒之說的。　　錢大昕所言“漢儒”，為東漢諸儒，許慎、鄭玄、賈逵、馬融、服虔、盧植等人是其代表。東漢時期，古文經學興盛，異字異音與經師傳授之本各有不同，又《詩》、《禮》等經籍多名物典制，故以上諸儒解經，極重國小訓詁。他們在國小方面有很深的修養。王國維就認為東漢古文學家精通國小，所謂：“後漢之末，視古文學家與國小家為一……原古文學家之所以兼國小家者，當緣所傳經本多用古文，其解經須得國小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國小之資，故國小家多出其中。”東漢古文經學興盛的重要原因正是由於這些學者有較好的國小素養。這一優良傳統為錢大昕所繼承並發揚光大，自覺取法漢儒重國小訓詁與名物典制的治學傳統，豐富自身的學術素養。　　錢大昕雖然推崇治古文經的東漢儒者，但對於治今文經的西漢學者也不排斥。對於古文經與今文經，他有開明的看法，他說：“漢儒傳經，各有師承，文字訓詁多有互異者”，“伏（生）、鄭（玄）所傳，有古今文之別，要未必鄭是而伏非也”。錢大昕在評論漢代學術時，沒有預設一個所謂今古文門戶之見。這與他的治經目的是一致的。錢大昕治經，目的是要求得儒學本真，即剔除後儒附會在經書上的謬說，以得聖人微言大義之真面目。換言之，在錢大昕看來，聖人經典在流傳的過程中，由於文字的錯訛，音讀的遺失以及後儒主觀的附會，使經典本義日晦於世。這不僅影響到人們對經典的正確理解，甚至影響到政治統治的理論基礎。因此，“刊落浮詞，獨求真解”，是錢大昕，同時也是乾嘉時期多數學者的共同的觀念。本著這樣的觀念，凡能求得儒學真解的學術，錢大昕都給以讚揚。不論是今文派的伏生、董仲舒，還是古文派的鄭玄等人，他們的學說只要對揭示儒學真諦有意義，錢大昕都是推挹有加的。錢氏之所以屢次提及東漢諸儒，是因為東漢以前之說，傳世者罕有，求之漢以前人之說則大不易，故退而求之東漢。東漢諸儒，學有本原，去古未遠，和後世無知妄作者大不相同，故錢大昕極為重視。　　錢大昕評論漢儒經學，主要在方法層面上，換言之，主要在工具層面上。對於漢儒治經的思想，錢氏鮮有涉及，這也是要注意的。　　以肯定漢儒治經重訓詁考訂為基準，錢大昕對清以前學術發展的狀況進行了研究，錢大昕說：　　漢儒說經，遵守家法，詁訓傳箋，不失先民之旨。自晉代尚空談，宋賢喜頓悟，笑問學為支離，棄註疏為糟粕，談經之家，師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詮說經典。若歐陽永叔解“吉士誘之”為“挑誘”，後儒遂有詆《召南》為淫奔而刪之者。古訓之不講，其貽害於聖經甚矣。　　錢大昕認為漢儒學術醇正，魏晉直到宋明，治學以闡發義理為主，不講訓詁註疏，學風空虛。到清代，人們開始對宋明空疏之習進行反撥，學風丕變，學術研究始又走向敦實之途。錢大昕對魏晉至宋明學術特徵的分析，失之籠統，也存在偏頗，尤其是他以漢儒治經的方法為標準衡評後世學術，未能結合時代背景、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來認識問題，充分顯示出他漢學家的立場。當然，也應看到，錢大昕在論述學術發展時，也貫穿著一個明確的意旨，那就是反對空談，崇尚實學，反對師心自用，崇尚立論有本。　　二、批宋學　　對於宋、明學術，錢大昕從兩個層面上進行了駁難：在工具層面上，錢大昕對宋明人研究學術的方法進行了抨擊，他說：“自宋、元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敷衍傅會，並為一談，而空疏不學者，皆得自名經師。間有讀漢、唐註疏者，不以為俗，即以為異，其弊至明季而極矣。”又說：“宋儒說經，好為新說，棄古注如土苴。”在錢大昕看來，宋人治經，不通訓詁，率意改經，重視發揮，喜與前人立異，好為驚世駭俗之論，實際上流於空談，沒有根柢。這也是錢大昕往往以漢學與宋學對舉，揚漢學而抑宋學的原因。　　在思想層面上，錢大昕對宋、明理學中的很多範疇都進行了駁難。如他論“性即理”云：　　錢大昕留青竹刻筆筒　　宋儒謂性即理，是也。謂天即理，恐未然。“獲罪於天，無所禱”，謂禱於天也，豈禱於理乎？《詩》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豈有怒與威乎？又云：“敬天之渝。”理不可言渝也。謂理出於天則可，謂天即理則不可。　　“性即理”是程朱理學關於人性的一個重要範疇，由程頤提出，朱熹進行了完善。在二程的哲學邏輯結構中，“理”與“道”、“天”為相同的範疇，“理”成之在人為“性”，則“天道”亦然。“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　　由於歷史條件的變化，錢大昕批判宋明理學末流的空談，與顧炎武有所不同。顧炎武的目的是為了總結明亡的歷史教訓，提倡經世實學，而錢大昕更關注辯明學術是非，恢復儒家忠孝節義的倫理學說。很清楚，錢大昕對宋明理學一套哲理化的理論是不滿的，他所極力傾向的，是把理學家大力鼓吹的儒家倫理綱常的說教，具體化為人們日常生活的準則。可以說，他對理學“性”、“道”等範疇的駁難，貫穿的都是這樣的思想。從積極意義上講，錢大昕是為了進一步扭轉學風偏向，改玄遠為淺近，變空虛為敦實，號召人們真正去接觸儒家原典，體會聖人思想的真實涵義；從消極方面看，錢大昕對理學的哲理性思辨不甚了解，他以日常倫理批駁理學的思辨，在某種意義上限制了理學在理論上的進一步發展。　　錢大昕抨擊宋明理學，還因為宋儒引佛入儒。理學本來就是儒、釋、道三者結合的產物，學者既修儒籍又歸心釋道也是平常之事。錢大昕由於從小受到祖父錢王炯影響，對佛道沒有好感，在日常生活中，他反對信從釋道，為仙為幻，勸說人們“佛仙都虛幻，休尋不死方”。在理論上，他認為佛教六業輪迴說敗壞人倫，佛教徒拋棄父母兄弟而出家，更是有違人倫。他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五倫也。唯人皆有孝弟之心，故其性無不善……釋氏棄其父母昆弟而不知養，雖日談心性何益？”宋儒將佛教與儒學結合起來，破壞了儒學的精蘊，錢大昕說：“釋子之語錄始於唐，儒家之語錄始於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　　也應看到，儘管錢大昕與宋、明理學在很多問題上認識不同，但他對宋、明儒者正心誠意、躬行自修十分推崇，且樹為楷模，

人物評價

　　錢大昕是一位“於儒者應有之藝，無弗習，無弗精”的學者，在各個領域都有建樹。　　王俊義較為全面的評價了錢大昕的學術成就，指出錢大昕有進步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他並非只鑽故紙堆，專搞煩瑣考證，他沒有脫離現實的政治鬥爭，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在其學術著述中都有程度不同的體現。另外，王俊義還研究了錢大昕的義理觀，認為錢大昕主張通訓詁而明經，經明而義理即明，不存在六經之外的義理，亦不在文字、聲音、訓詁之外求義理，也就是寓義理於訓詁，將考據學放在第一位。　　周清澍總結了錢大昕在經學、史學、目錄學、文字音韻學、輿地、職官、氏族、金石、年代、元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認為錢氏是乾嘉時期學識最淵博的史學家和若干學科的倡導人。呂友仁歸納了錢大昕“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即不分門戶，唯是之從；言必有據，無徵不信；文必己出，反對剽竊；平等討論，知錯即改；訂訛規過，意存忠厚；獎拔人才，折節交下。並對《潛研堂集》的學術價值進行了分析，也指出了錢大昕的局限。方詩銘、周殿傑合著的《錢大昕》一書，對錢大昕的生平、史學成就、對《宋史》的考訂、對《元史》的研究、金石學的成就、文字音韻學的建樹以及天文歷算學的貢獻都進行了探討，通過較深入的研究，充分肯定錢大昕是中國18世紀的史學大師。　　張舜徽撰《錢大昕學記》一文，全面評價了錢大昕的學術成就，同樣給予極高評價。　　王記錄指出，錢大昕的學術見解與主張，既體現了乾嘉時期的學術特點，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個時代；“實事求是”是錢大昕治學的核心；錢大昕以考據著稱，但又不忽視經世致用的的學術傳統，並對現實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經史關係上，錢大昕繼承清初顧炎武、黃宗羲尊經重史的思想，提出“經史無二學”，論述了史學研究的社會意義，為學術發展糾偏。另外，王記錄還對學術界長期以來把錢大昕歸為吳派的看法提出質疑，指出錢大昕與吳派首領惠棟之間沒有師承關係，在治學旨趣上大異其趣，研究重點更是不同。錢大昕的思想與學術淵源是多方面的，宋代諸學者、清初顧炎武、浙東學派以及戴震等都對錢大昕有影響。　　龔江紅、張淑艷則重點分析了錢氏的經世致用思想，認為錢大昕主張“文須有益天下”，提倡儒者之學應務實用，並注重史學的資治作用和社會效益，能把史學與現實弊病聯繫起來研究。　　戴逸指出錢大昕開啟了近代歷史考證學的先河，堅持歷史學秉筆直書的傳統，對官修史書進行考校，重視輿地、官制、氏族，在金石學、歷史文獻學、音韻學、天算學等方面成就卓著。錢大昕還對現實發表了很多看法。他的治學精神體現了一定的科學的理性主義的因素。　　倪所安也認為錢大昕學問博大精深，在經學、史學、文字音韻訓詁學、金石、詩文等領域均成就卓著。尤其在史學上，發展和豐富了中國史學理論和方法，奠定了史學的崇高地位。　　施丁則對錢大昕的人格進行了考察，指出錢大昕為人為學具有誠厚謙遜的優良品質。對同輩學者親切交往、坦誠相待，對前輩學者由衷尊崇又貢獻己見，對古代學者實事求是而不刻意苛求，對晚輩學者真誠誘導和熱情提攜，與歷來文人學者中驕與吝兩種不良傾向迥然不同，值得繼承和發揚。　　虞萬里指出錢大昕的學問成就主要在經學和史學，這些學問又以其深湛的校勘、版本、目錄知識為樞紐而貫串綜合之。特別是錢大昕在其勤奮著述的一生中所體現出來的學者風範，更值得後人學習。　　許蘇民考察了錢大昕在中國史學由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轉型中的作用，認為錢氏的言論具有近代人文覺醒的新觀念。　　路新生認為錢大昕治學具有強烈的時代精神，在文論、史論以及探求儒家之“理”方面見解深刻。

錢大昕墓

　　現嘉定外岡鎮西有錢氏宗祠，外岡秦徐村有錢大昕墓。　　錢大昕墓極其簡樸，一碑、一案而已。墓道兩旁，各有一對石獸與石馬，石獸的下方，刻有“嘉慶二十有五年十月”。墓碑不是原先的，豎立著的是已故上海圖書館館長、國學大家顧廷龍先生一九八四年題寫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