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圓滑無可厚非

不圓滑他沒法過活，這只是迫於無奈的一個選擇而已。

對於坐在茶館裡的王利發，圓滑開始頗有爭議。圓滑、世故，這些充斥貶義的辭藻在老舍筆下的時代似乎已經淡化了褒貶的界限——圓滑不是過錯，而是迫於無奈做出的一個決定，理由其實僅僅是為了生存。

試想若生存在那個時代，不做到八面玲瓏恐怕一天也混不下去。今天張三要來討飯，明天弄堂里的夥計吵著漲工錢，還沒怎么經營小茶館，這巡警就悠過來隨便找個什麼理由逼錢，你能怎么辦？還不是夾著尾巴、忍氣吞聲、笑臉相迎。若是不忍著，要跟誰去訴苦？聰明的，還不得假裝恭敬遞出你辛辛苦苦摳攢的一點錢，為了一時能風平浪靜？

這樣的圓滑也是種智慧，至少在我看來，這樣的人是很值得欣賞的。無意間流露出對時代的不滿僅是因為他人性里磨不滅的善良，不恣意表現只是因為他還顧著全局——他也有老婆孩子，有他剛起步的“事業”。所以，他沒法做到和常四爺一樣肆無忌憚地說著“這個動亂的時代要滅”云云的話語。這畢竟不是個個性化的社會，它乏著自由的言論空間。

這樣說來，王利發離十惡不赦的卑微小人還相差甚遠。相反，我欣賞他在那個時代隱忍的生活方式。他那樣八面玲瓏地向眾人微笑，對再厭惡的人也毫不表現出個人真實情感，從某個方面來說這是人性善的一種表現，或者說，這是為人的智慧，處事的哲學。這樣長期的隱忍是一個普通人能做到的么？為了他經營的茶館，為了他的家人，為了他自己能順利地生存，艱難地在這個特殊的社會立足，他不得不“圓滑”，他必須會“耍圓滑”。

字典里解釋“圓滑形容人只顧各方面敷衍討好，不負責任”。是么？

有時候總覺得，我們之所以以一種極端批判的態度去指責王利發之類的人，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僅是站在一種“看戲不怕台高”的角度。我們摒棄“圓滑”只是因為我們不需要。或許，當我們斥責“圓滑”的時候，真正自私的是我們自己。

當然，我們是可以足夠個性地活在現代，這是我們的幸運。但我們沒理由用同樣的理論和所謂個性的“正直”去要求他們，因為活著的方式有很多種，我們活著“個性”，而他們活著“性命”。肆無忌憚的個性，在那個時代是無知，抑或是奢侈隱秘的追求。

所以，寬容地看待且原諒那個時代的卑躬屈膝。那不是人性的醜惡，他們要的，只是能足夠卑微地，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