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卑百家姓

定姓族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用以辨別漢族士人和鮮卑貴族的門第高下，以恢復門閥制度。
太和十九年，孝文帝親自擬定條制，規定鮮卑元姓門望最高，鮮卑穆、陸、賀、劉、樓、於、嵇、尉八姓同漢族頭等門閥崔、盧、鄭、王四大姓門第相當，不得授以卑官。孝文帝還選擇中原大姓女子作後宮，並分別為五個皇弟聘中原大姓女子為王妃，很多鮮卑公主也嫁給漢族高門，鮮卑、漢族互為姻親。由是通過孝文帝時門閥制度的確立和各族的通婚，鮮卑貴族和漢族士人得以進一步融合。
拓跋珪曾令“國”（指八國）立大師、小師，以辨宗黨，品舉人才。大師、小師比大、小中正。可是拓跋珪沒有定姓、族，所以孝文帝在太和十九年“制定姓族”的詔文中說：“代人諸胄，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混然未分”（《魏書，官氏志》）。定姓、族是拓跋貴族的長期要求，孝文帝定姓、族正是適應他們的要求。
　　孝文帝“令司空穆亮、領軍將軍元儼、中護軍廣陽王嘉、尚書陸秀等詳定北人姓，務令平均。隨所了者三月一列薄帳，送門下以聞。於是升降區別矣。”（同上）所謂“詳定北人姓，務令平均”，是說“升降區別”務必符合皇始以來代人功勞的大小。而這種區別，是為了品舉人才。一姓本來就是一族，在定姓族中，孝文帝雖然將姓與族分開，根據皇始以來代人官品高下，規定何者為姓，何者為族，但實際上只是“詳定北人姓”的高下區別。而所謂北人姓，即《官氏志》中所載一百二十姓。改姓在定姓族的次年（太和二十年）。
以勛臣八姓穆（丘穆陵）、陸（步六孤）、賀（賀賴、賀蘭）、劉（獨孤）、樓（賀樓）、於（勿忸於、萬忸於）、嵇（紇奚）、尉（尉遲）為例，孝文帝說此八姓“皆太祖已降，勛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按唐時柳芳說過：“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唐書》卷一九九《柳沖傳》）孝文帝所謂此八姓致仕，“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即應做吏部正員郎以上的官吏。定出姓族，“班鏡九流，清一朝軌”，以免“清濁同流，混齊一等”（《魏書》卷五十九《劉昶傳》），這就是孝文帝的目的。
　　與定姓族，改姓氏同時，孝文帝曾下令“為六弟娉室。長弟鹹陽王禧可聘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次弟河南王乾可聘中散代郡穆明樂女，次弟廣陵王羽可聘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次弟潁川王雍可聘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次弟始平王勰可聘廷尉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聘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所以下這個命令，是因為“於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即勛臣八姓）及清修之門”，而元禧卻“取任城王隸戶為之”。（《魏書》卷二十一上《鹹陽王禧傳》）
　　韓顯宗云：“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魏書》卷六十本傳）這話表明孝文帝完成了拓跋族在婚、宦兩個方面的變革。韓顯宗不識北方人物，因此不懂得孝文帝舉士，校其一婚一宦的意義。倒是祖李真“多識北方人物”，他看到公孫叡、公孫邃同堂兄弟二人，“叡為封氏之生（甥），崔氏之婿，邃母雁門李氏，地望懸絕”，每每說“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魏書》卷三十三《公孫表傳》附《同始弟同慶傳》）元禧與隸戶為婚，把自己降同北方人物看不起的庶人了。孝文帝為拓跋貴族制定婚、宦原則，舉士較其一婚一宦，正是要使拓跋貴族同北方漢族人士，在階級上結合起來。一旦漢化成功，這些貴族也就轉化成了北方新的第一流的士族。音韻學家陸法言不就是這種人物么？
　　下引《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景寧寺條，中原士族楊元慎和梁朝名將陳慶之的話，作為孝文帝光宅中原，移風易俗成果的總括。
　　楊元慎說：“我魏膺籙受圖，定鼎嵩洛，……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而並跡，禮樂憲章之盛，凌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粱，……”
　　陳慶之說：“自晉宋之來，號洛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儘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北人安可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