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琮行草《致士行函》

從現行的藝術史來看，金琮（1449～1501年，字元玉，自號赤松山農，明上元（今南京）人）在聲名上只是個小名頭書家，僅能從其有限的幾件作品以及零星文獻記載中識其大致形象，似乎並無多少值得關注或考量之。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著錄了金琮幾幀行草書，如上海博物館藏《行書詩卷》、朵雲軒藏《行書臨趙孟頫左太沖詠（四開）冊頁》、故宮博物院藏《行草七絕詩軸》，以及少數作於他人書畫作品上的題跋，作品圖版顯示金琮書法主要取法松雪，筆墨惟妙惟肖，得其圓熟秀骨之韻。從他臨摹《趙孟頫左太沖詠》，尤其是其作於庚申二月望（1500年，即去世前一年）的《行書詩卷》（此卷純以松雪法為之）可窺及金琮對趙文敏的臨習以及自覺揮運之用心，誠為不遺餘力和得心應手，說其終生服膺子昂，似不為過。

姜紹書《無聲詩史》卷二雲其“稟賦穎敏，尤酷嗜字學。初學趙子昂，得其真似。晚師張伯雨，更神雋可愛。畫梅花有逃禪老人筆意。”現存文獻所言金氏效法對象僅及趙子昂及張伯雨二家，已有的相關書作表明金琮的書風面目主要來源於趙氏薰染。

然而，錢鏡塘先生所藏明人尺牘“金琮致士行函”（見《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雖然只有寥寥數語，但卻給我們耳目一新之感，展示了金琮書風的另一面，此帖明顯不同以往風貌。作為平常日用之尺牘，且是寫給一位相交至深的好友“士行老兄知己”(士行，姓名尚不得而知，待考），金琮的書寫顯得輕鬆自如，遊刃有餘，少廟堂大制的謹嚴莊重，多一分隨意揮灑的快意，此帖以二王尺牘一路筆法出之，摻以老米沉著痛快，用筆精到流暢，深得二王、米顛韻致。行筆節奏上，除前三行略顯拘束外，筆調漸次舒放，漸入佳境。釋文如下：“今日來腰痛亦減，大抵天色和煦，人意不覺為之歡悅，正老杜所謂‘多病也身輕’之意耳。吾心飄然已在長乾之麓，但無同志相與談笑期間，俾連日之幽抱以為一快也。唯懷吾子，不識能攜我一往眺否？琮頓首，士行老兄知己。”此帖告訴我們，金琮除了取法趙子昂之外，於二王、老米亦是情有獨鍾，直入堂奧。惜此尺牘不知為金琮何時所作，此類書作所見亦太少，我們未能窺及金琮前後書風演變之大略。

金琮成化、弘治年間活躍於金陵地區，盛時泰稱其與史忠為“金陵二隱”。朱謀垔《續書史會要》云：“金琮字元玉，金陵人，書宗趙文敏公，評者雲松雪在元稱獨步，謂其超宋人而步驟晉唐，若元玉庶幾能望其後塵耳。”給予金琮很高的評價，有接踵子昂之意謂。就《致士行函》帖中罄露的出塵筆致與天機意韻而論，朱氏所言應不為過譽。《明史》卷二百八十六載：“南都自洪、永初，風雅未暢。徐霖、陳鐸、金琮、謝璿軰談藝，正徳時稍稍振起。自璘主詞壇，士大夫希風附塵，厥道大彰。”可見金琮於成、弘間標舉風氣之先，影響至巨。

有文獻顯示成化、弘治、正德至嘉靖年間，金陵與吳門兩地書家交遊甚密（如徐霖與沈周、顧璘與文徵明、王寵等）。明人周暉《金陵瑣事》卷上《書品》云：“吳中文徵仲極喜元玉字，凡得片紙，皆裝潢成冊，題曰‘積玉’。”金琮年長文徵明三十一歲，有無深交尚不得知（《歷代名人年譜》載金琮嘗為文徵明老師沈周制“白石翁印”），以金氏領袖群倫之書藝及文氏對金氏書法之珍重與推崇，我們似乎沒有理由懷疑金氏書法於文徵明早年學書不無澤溉之功，文氏雅慕與師事子昂、規模宋元、專法晉唐，抑或受金氏啟迪與濡染。以《致士行函》帖較以文氏書翰，好書數行勝千軍萬馬，金氏筆性韻致遠非文氏所能及，遑論吳中諸家，然文氏位高藝顯，聲名遠播，金氏卻為塵埃所淹沒，奈何？

註：原文刊於《書法報》2007年.06.06第22期第13版。

2018-6-17 16: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