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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佶草書《千字文》(2)

作者:趙佶 書體:草書

趙佶草書《千字文》

略談宋徽宗《草書千字文》及其它(楊仁愷)

  《千字文》是我國六朝以來盛行最久的一種字書,用以教授學童,是讀書識字的啟蒙讀物。在《千字文》流行以前,早就有類似的字書出現過。東周時期,有《史籀篇》問世,通行於秦國的領域之內。秦始皇統一六國,有李斯的《蒼頡篇》、趙高的《爰歷篇》、胡毋敬的《博學篇》流傳全國各地。西漢之際,有司馬相如的《凡將篇》、揚雄的《訓纂篇》和史游的《急就篇》相繼流傳過,對每個時期幫助學童識字,推進文化的發展,起過一定的啟蒙作用。

歷代流傳的字書,到了後來,只剩下西漢史游的《急就篇》和六朝周興嗣的《千字文》兩種,而一千多年來,最具深遠影響的,惟獨周氏的《千字文》。作為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產物,《千字文》所反映的內容,必須存在忠君、孝親、甚麽節義的倫理道德觀念,但當它涉及到自然科學、人文歷史、日用器物諸內容時,雖然僅說到一些現象,確有它一定的樸素唯物史觀的認識,總算是沙裏淘金,多少有可取之處。還有另一種版本所謂的古千字文,雖不見刻本流傳,確有墨跡傳到今天,即所謂東晉王羲之所書《魏太尉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勅書》,標題說是三國曹魏鍾繇編撰的,如果屬實,則南朝梁周興嗣的千文必然是出自抄襲。可是反覆推敲,經多方面考察,著作權應屬於周氏。然則鍾繇之名,為後人強行加在他頭上的。後人是誰,不便妄斷時代當在周代之後,至遲不得晚於唐末。就書法而論,已是五代時期的風貌,與《蘭亭敘》、《聖教序》書風相去甚遠。很難理解龍大淵之流竟將其收入《宣和書譜》之中,也許是根據原題簽有宋徽宗趙佶書而出此。此卷《千字文》流傳自北宋宣和年間歷經金昌明內府,再轉入南宋權相賈似道,明晉府,項元汴,清初梁清標迄於近代壯濤閣諸家遞藏,並載之著錄,對之鹹無薦議,殊乃咄咄怪事。我之所以在涉及到千文的問題上特地將傳為王氏一卷略加考辨,以備參酌,或非贅詞。

這卷《千字文》為北宋徽宗趙佶所書,書法屬於狂草一類。從一代帝王的角度來衡量作者,他無疑不能與其祖先趙光義同日而語,相提並論。如果單就這卷草書進行評價,剖析它的藝術素養,在書法史上的作用,仍有它的現實意義。因此,就書法藝術的品評看來,趙佶草書《千字文》值得推薦給廣大讀者。它代表 一個作者的藝術成就以及時代的風貌,從而對研究我國狂草書法前後發展的脈 絡,窺測它演變的跡象,是十分必要的。

趙佶擅長書畫,獨具風貌,對後世起過相當重大的影響。在書法的藝術實踐,他早年曾一度學過同時人黃庭堅的字跡,隨後改學唐人薛稷、薛曜兄弟。通過對薛氏兄弟書法的臨習,心摹手追,持之以恆,在他廿歲前後,真書即已形成一種“新”的面貌,後人不察,以為是創自趙佶本人,美其名日“瘦金體”或“瘦筋體”,貴則出自薛曜《夏日游石淙詩》,由於它斷了流傳已達四五百年,一旦由趙佶寫出,於是就顯得新穎了。行書則保存薛稷的前規,間架緊密,筆鋒遒勁,傳世的《方丘敕》和《蔡行敕》黑跡,就具有這種風骨。至於趙佶的草書,世不多見,從上海博物館所藏十四字題畫七絕兩句『掠水燕翎寒自縛,墮泥花片濕相重』的草書團扇,連同此卷考察,其法當出自張旭、懷素狂草一派,瘦勁挺拔,使轉奔放,不離規矩,與懷素更為接近些。此外,再也沒有看到他的草書流傳下來,也可以說是僅見的孤本。

趙佶與所有的書家一樣,也喜歡書寫《千字文》,他一生不知寫了多少卷, 流傳至今,僅存兩件。其一為瘦筋書本,現藏上海博物館,寫於崇寧三年(公元 1104年),時年二十二歲。卷後的“賜童貫”題字,當是他為那時正供奉明 金局的童貫所書。卷為朱絲欄,素箋本,字大寸許,每行十字,前後百行,書法 已基本定型,不過此時尚嫌瘦弱拘謹,不如晚年的肥潤剛韌,心手一致的好。此 卷草書怪怪奇奇,大大小小,有的如“騰猿過樹,逸虬得水”;有的“或連或 絕,如花亂飛”;有的“若枯松之臥高嶺,類巨石之偃鴻溝”;有的“如飛鳥出 林,驚蛇入草”……真是不一而足。此卷書於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是 年作者恰好四十歲,已是他短短一生中的接近於晚年,正是其書法大成之時。他 這兩卷用真楷、狂草所書的千文,都是根據周興嗣的版本,中間為避諱改了幾個 字而外,概無差異,不見所謂魏鍾繇千文的蹤跡。

由於草書在書寫中的制約較大,因此,歷代書家在草書方面所作的建樹,除 王羲之父子和張旭、懷素諸人外,很少有自辟蹊徑,突破前規的,唐宋以來的草 書,儘管名家輩出,他們師法傳統, “非王即張”。至於章草的書寫,皆法皇象 《急就篇》,未聞有獨創新意之說,卻有畫虎類犬之譏。故我們對於草書的評 價,以應著重觀察作者運腕、使筆以及氣勢如何而定高下。所謂“草即縱心奔 放,復腕轉蹙,懸管聚鋒……起伏連卷,收攬吐納”,“或體雄而不可抑,或勢 逸而不可止,縱於狂逸,不違得寸進尺意。 ”此處所說的“縱心奔放”和“縱於 狂逸,不違得寸進尺意”,對草書來說,極為重要,是我們據以評論它的準則。 也正由於草書與楷書在書寫上不盡相同,“真以點畫為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 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所以草書的書寫較難,求工尤難,其癥結所在,正在 於“使轉”這一點上面。

此卷草書《乾字文》,其所以可貴,在於作者掌握了狂草的基本法則,“使 轉”不違筆意,基本上達到了“縱心奔放”,所謂“『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的藝 術效果。有人以為這卷草書寫得如此精妙,懷疑它不是趙佶自運之作,有可能是 臨寫懷素之本。他們的根據認為此種草法出自懷素和尚,兼之宣和內府藏有懷素 《千字文》有四軸之多,完全有條件從事臨摹,我們以為這種懷疑不是毫無根據 的,但不一定完全符合實際情形。可以肯定,趙佶草書出於懷素,不僅平時臨摹 過懷素的草書《千字文》,而且還臨過其它有關的草書帖。從時代風格上講,兩 宋的草書,大都師法張旭、懷素,不但名家黃庭堅、趙佶是如此,就是南宋的大 詩人陸游諸人,亦莫不如是。凡屬臨寫之本,不管其技巧如何精到和高超,一經 深入觀察,會多少流露出矜持、板滯的運筆痕跡。再說草書難摹,尤其是狂草更 是如此。此卷草書行筆飛動,全長數丈,一氣呵成,幾無敗筆可尋。值得提出留意的地方,卷中草書的字裏行間,夾了少數幾個行書字,如“伊尹”、“圓”、

“用”諸字書法。已露出薛稷的影響,與懷素的面貌迥然有別,倒是趙佶本人原 有的特色。明末孫承澤在所撰《庚子消夏錄》中,著錄此卷時,指出“徽宗千 文,書法懷素”,這裏用的“書法”兩字,意義相當明顯,是師法而非臨摹,不 好理解為“臨摹”之意。這一點,想必不會引起讀者對它有甚麽誤會的。

這卷筆翰飛舞的《千字文》,是寫在全長達三丈以上的整幅描金雲龍箋上 的。一幅長達三丈余的手工麻紙,今天看來,似乎不算是多麽新奇。可是,在八 百年前的北宋時期,已經製造出這樣長尺度的精美用紙,不能不使我們為之驚 訝。從紙的質量考察,主要原料以麻的成分為主,表面光滑而無簾紋,吸墨的效 果很好。造紙技術創始於我國西漢,即兩千多年前。文獻記載說是東漢蔡倫造紙 不足為據。我國考古學界在陝西省西安近郊灞橋折柳送別的地方,發掘出西漢時 期使用過的紙張,說明我國造紙技術歷史悠久,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使用材 料的精挑細選,根據使用性質的各種加工,都在不斷地改進中。北宋的造紙術已 相當發達,而此卷用紙,固然屬於特製一類,據專家推算,可能在江邊把船舶排 列成行,然後澆上紙漿使之均勻,自然乾燥而成。由於歷代收藏家對它倍加珍 惜,得以紙墨保持完整如新,給我們提供北宋造紙技術空前發達的寶貴資料。元末明初的曹仲明在他所著《格古要論》裏,有以下一段記載:“予嘗見宋徽廟御書千文,其首尾長五丈有奇,信乎匹紙三丈也”。《格古要論》中所說“五丈有奇”,當是“五”為“三”之誤,即指此卷而言。由此可知,就元明之際的人看 來,對這幅整張長三丈余的宋紙不能不感到驚奇。還值得我們珍視的,在這長達三丈有餘的描金雲龍箋上,那種精工的圖案,不是用的雕板印刷而是以能工巧匠 就紙面一筆一筆地描繪出來的。據實物原卷觀察,描金圖案的能工巧匠,就是宮中不知名畫師用尖毫畫筆蘸金粉描繪而成。從整體畫面的完整看,不可能分段拼 接,而是由一人自始至終一氣呵成,如此高頭長卷,如此繁縟的雲龍圖案,所花 的精力之巨大,可想而知!雲龍圖案的組織形式是這樣的:每組由四條龍和二十 四層雲紋組成,每組前後連綿不斷,顯得特別緊湊,表現出整體劃一的效果。盡 管圖案精工有餘,但毫無板滯之弊,這是北宋圖案裝飾承唐代之餘緒,從而有所 發揮的一個特點,在同一時期的《營造法式》和《博古圖》的—一些器物中,卻是 難於看到的,值得我們加以珍視!因此說,不僅趙氏狂草千文具有極其珍貴的藝術價值,同時有關的各項工藝,也幾乎是空前絕後的希世傑作!

一九六二年三月初稿一九九六年重修於盛京之沐雨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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