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遭厄運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馬寅初於1957年6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書面發言。他根據1953年我國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結果和以後幾年人口增長的情況，認為我國人口增殖太快。1953年6月30日，中國人口一共有601938035人，這是一個靜態的紀錄。同年，在29個大中城市、寧夏全省、其餘各省每省選10個縣進行普查，另有35個縣只查一區、兩鎮、58個鄉、9個村，共有3018萬人，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死亡率千分之十七，因此人口增殖率為千分之二十。但是，從1953年以後的社會情況考慮，人民生活改善，結婚人數增加，孕婦產婦和嬰兒得到福利照顧，老年人死亡率降低，國內秩序安定，以及人們思想上希望多福多壽，什麼五世其昌，兒孫滿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舊殘餘影響等等，馬寅初先生估計“近四年來人口增殖率很可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以6億為基數，每年以千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長，一切有識之士，不能不認為這樣增長下去是太可觀，太快了。因而，馬寅初先生認為，為了要擴大生產和再生產，加速資金積累。加速工業化的進程，應該降低消費比例，這就必須把人口控制起來。同時，為了進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擴大輕工業原料的來源，提高糧食的消費水平，以及為促進科學研究事業，他認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人口的增殖，就是積累的減少，也就是工業化的推遲”，“所以對於人口問題若不早為之圖，難免農民把一切恩德變為失望與不滿，……不免給政府帶來很多的困難”。為了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藉以提高他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一面要積累資金，一面應控制人口。
　　馬寅初先生在做了以上各點的分析說明以後，提出了三點建議：（一）建議在1958年至遲在1963年進行普選時，再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們可以知道這5年中或這10年中我國人口增長的實際情況，接著認真舉辦人口動態統計，在這個基礎上來確定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長的數字訂入第二個或第三個五年計畫之中，使以後計畫的準確性可以逐步提高；（二）要節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傳，使廣大民眾都知道節育的重要性，並能實際套用節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傳早婚的害處，遲婚的好處。如果控制人口的力量還不夠大，自應輔之以更嚴厲更有效的行政力量。國家理應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權；（三）實行計畫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辦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傳避孕……以上就是馬寅初先生“新人口論”的主要內容。
　　儘管現在來看“新人口論”在理論的周密和深度上以及對問題的闡述上，還有某些不足、不完善、甚至某些不確切的地方，但是，它確實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今天重讀“新人口論”，仍感到甚至更感到它的直接現實意義。如果從那時起，能像今天這樣真正地重視這個問題，能正確地對待別人的意見，本著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來研究這個問題，本著為真理而鬥爭的精神來宣傳它，恐怕20多年來我國人口的增長不至有這么快，困難也不至達到今天這樣的程度。遺憾的是，那時沒有這么做。相反地，對馬寅初先生及其“新人口論”卻大加指責，大加批判，加了許多誣衊不實之詞。
　　當時給“新人口論”戴的第一頂帽子是：馬爾薩斯主義。根據是：“新人口論”同馬爾薩斯一模一樣不從一定的社會經濟制度出發來分析人口問題，而是抽象地談論人的性慾、數量、質量、生殖率，以及它們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它否認了“人多是好事”這樣一個所謂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原理；它談論了人口的質量問題；談論了人口和糧食的關係問題；等等。給“新人口論”戴的第二頂帽子是：否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新人口論”中說：“我深信社會主義事業愈發展，機械化、自動化必然隨之擴大，從前一千個人做的事，機械化、自動化以後，50個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處都是二十分之一），請問其餘950人怎么辦？因此，我就考慮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機械化和自動化。”又說：“我國搞社會主義，就應當多搞大工業，列寧也說過，沒有大工業，就沒有社會主義（列寧文集第7冊第151頁）。然而，我們過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們高速度工業化的後腿，使我們不能大踏步前進。”“今年增加的1300萬人，能在工業中安插的不過100萬人（據李富春副總理的第二個五年計畫說明），其餘1200萬人要在鄉村中工作”。馬寅初先生認為，這就難免發生副作用。因為，“今日的農民對於自己生產出來的糧食，總想多留一些，對於生活上的需要逐漸要向城市居民看齊。他們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緊張超過糧食，他們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夠……因此把每年增殖出來的1200萬人口安插在農村，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在短期內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齊，長此以往，如何得了。”給“新人口論”戴的第三頂帽子是：對6億人口缺乏感情。由於理論宣傳片面，實際措施不力，致使我國人口迅速增長。
　　馬寅初是浙江嵊縣人，1882年生。早年留學美國，攻讀經濟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15年回國，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山大學、交通大學、重慶大學、浙江大學任教，並曾任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教務長、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馬寅初是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努力奮鬥，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英勇鬥爭的著名的民主戰士。1948年，他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衝出國民黨統治區，經香港進入解放區。
　　全國解放以後，馬寅初先後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浙江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校長，第一、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政協第一、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二、四屆常務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等職務，在發展我國文化教育和經濟事業方面作出了貢獻。
　　1979年9月14日，教育部副部長周林宣布了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北京大學黨委關於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決定，恢復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