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井石根誕生，日本陸軍上將（1948年逝世）

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1878,7,27——1948,12,22)，日本陸軍大將，南京大屠殺元兇之一。皇道派將領，甲級戰犯，駐紮中國13年的中國通，大亞細亞主義的鼓吹者，1937年指揮日本中支派遣軍攻陷中國首都南京，除南京大屠殺外，還在入侵上海、南京的事件中縱容部下犯下滔天罪行。因此被訂為甲級戰犯送上絞刑架。
老牌中國通
　　１８７８年７月２７日出生在日本愛知縣愛知鎮的牧野字村（今名古屋市中區牧野鎮），是舊名古屋藩士、漢學家松井武國的兒子。松井石根生來身材短小，而且體弱多病，但性格倔強。松井家祖上世代為將，繼承武家門第成為他日後從軍的原因之一。松井石根幼年時代，日本處於社會大轉變時期，明治維新尚未落下帷幕，而統治集團中卻已暴露出對外侵略擴張的野心。1885年，一些舊士族在東京開辦了專門培養軍人的成城學校。1890年，松井石根進入成城學校。嚴格的校紀，使他受到鍛鍊。1893年，入中央幼年學校，三年後進陸軍士官學校第9期。1898年以第二名畢業。同學中還有後來成為大將的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阿部信行四人。（這四個全是皇道派主將）同年，他獲得天皇賜予的銀質表，被授予少尉軍銜。接著進入日本陸軍大學。
　　１９０４年日俄戰爭爆發，松井石根中斷學業，隨日軍進入中國東北地區與俄軍作戰。在首山堡一役中，松井所率中隊幾被俄軍殲滅，松井本人大腿被槍彈洞穿。戰後松井回國，繼續就讀陸軍大學，並於１９０６年畢業，以第一名的成績獲天皇賜予的軍刀，同時因他在日俄戰爭中表現突出而獲2枚勳章。　晉升為步兵大尉。後曾任日本參謀本部中國班班員、駐中國廣東武官。
　　１９１５年，松井調任駐上海武官。１９１８年升步兵大佐，次年任日軍步兵第３９聯隊長。1922年當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干涉俄國革命之際，松井任海參崴派遣軍情報參謀，後調任哈爾濱特務機關長，成為軍界的一名“中國通”，他四處收買漢奸，布置間諜網，收買馬賊漢奸，勾結前清遺老，挑起中國內部不和，並因此受到上司嘉獎。次年晉升為陸軍少將。１９２４年任日軍步兵第３５旅團長，１９２５年調任參謀本部第二部（情報）部長。從而“得以專心從事於平生最為關注的中國問題”。在任內大力資助中國工人省港大罷工，打擊英國在華勢力。１９２７年升陸軍中將。同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東京召開著名的東方會議，制定對中國的方針政策。松井石根出席了會議，並在會上做了關於中國政治形勢的報告。1928年關東軍製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奉系軍閥張作霖，松井石根曾主張嚴懲背後策劃人、關東軍的河本大作，以擺脫輿論針對關東軍的抗議。８月任日軍第１１師團長。
亞細亞主義
　　松井石根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日本，曾掀起過一股“大亞細亞主義”的思潮，該思潮主張日本、中國及亞洲的團結，共同對抗歐美。松井石根正是這一思潮的積極推進者。他“以征服亞洲之責任自負，唱大亞細亞主義”。1932年，松井作為日本陸軍全權委員，出席了在日內瓦舉行的一次裁軍會議。會上，他看到中日代表進行著激烈的爭論，而白人則宛如裁判一般從中“調解”，這更加堅定了他推行“大亞細亞主義”的決心：“日華間的問題要在日華間解決；要將白人統治下的亞細亞重新變為亞細亞人的亞細亞。”1933年，松井從日內瓦回國，立即發起了成立“大亞細亞協會”的運動。當年，松井晉升為陸軍大將，並擔任了軍事參議官的要職。同年８月，調任駐台灣日軍司令官，１０月晉升為陸軍大將。１９３４年８月，再度調任軍事參議官。此時，陸軍內部皇道派與統制派的矛盾尖銳起來。1935年，統制派的靈魂人物，號稱日本第一大腦的軍務局長永田鐵山被刺殺，松井因涉嫌此事，被迫引咎辭職，退出軍界。
　　松井離開軍界後，隨即把全部精力轉入政界。1936年2月，松並開始了中國華南、華中之行，為他的“大亞細亞主義”進行遊說，並試探中國方面的反應。2月底，他經台灣首先來到兩廣，會見了和蔣介石矛盾頗深的國民黨右派胡漢民和桂系頭面人物李宗仁、白崇禧以及陳濟棠等人。會談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問題。3月12日，松井到達南京，並先同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張群舉行了會談。24日，松井拜訪了蔣介石，提出了幫助解決西南問題（即蔣與胡漢民及桂系的矛盾問題），蔣未置可否；又提出承認偽“滿洲國”問題，立即遭到了蔣的斷然拒絕。松井在日記中寫道：“要之，蔣、張態度尚不十分明朗，蔣對余之單刀直入態度頗為警戒，避免當場作答。”至此，松井的華南、華中之行遂以失敗告終，但這並沒有阻止他征服中國的野心。
力主打南京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一個多月後，淞滬抗戰也拉開了序幕。8月12日，日本大本營決定以第3、11兩個師團組成上海派遣軍，以支援駐上海的海軍陸戰隊。松井石根因是公認的“中國通”和攻堅戰專家而被重新徵召入伍，擔任上海派遣軍司令。他在離開東京前，要求撥給上海派遣軍5個師團，因為“他早就對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過調查，他已經想好了在一旦占領上海後就進攻南京。”他從東京出發時，又在車站對前來送行的杉山元陸相等人宣稱：“此番無論如何也要打到南京去！”。
　　8月22日，上海派遣軍乘船到達吳淞口附近海面，在中國守軍左側背成功登入，為達速戰速決之目的，9月6日，日本大本營按照松井石根的要求，又增派第9、13、101三個師團及台灣守備隊（重藤支隊）到上海編入上海派遣軍，達到了松井要求的5個師團的規模。但這時中國已經在上海集中50萬精銳大軍，參謀本部估計突破德國顧問建立的“塞克特防線”需要兩個月，松井在擊敗白崇禧的桂軍發動的反攻後，依靠強大的火力只用了兩天就突破了“塞克特防線”。又用兩個星期突破了中國軍隊的最後防禦中心-大場鎮，強渡蘇州河，但此時的中國軍隊雖敗而不亂。大本營因為華北戰場進展順利，決定向華中大規模轉移兵力。10月30日，第16師團加入上海派遣軍；同時，由第6、18、114三個師團及國崎支隊編成了第10軍，準備在杭州灣以北登入，深遠迂迴中國軍隊的大後方。11月5日，日軍柳川平助的第10軍登入成功。上海的中國守軍陷入被合圍的危險，陣線開始崩潰，不得不於11日晚下令撤離上海。上海遂陷。
　　松井出征之前，日本大本營在《關於派遣軍之奉敕命令》中向他下達的任務是：“掃蕩上海附近之敵軍，占領其四方要地，保護上海僑民之生命。”這一命令將上海派遣軍的作戰範圍規限於上海周圍地區。因此，占領上海，大本營既定的作戰目標已經達到。在上海失陷之前，大本營將上海派遣軍與第10軍台編為中支那派遣軍，松井擔任了該方面軍的司令官；同時，大本營給該方面軍制定了蘇州――嘉興的戰略限制線，命令該方面軍的軍事行動不能超過該限制線。如前所述，已成為對華強硬論者的松井一開始就叫囂要直搗南京。上海已陷，通向南京的門戶洞開，他當然不會就此罷休。上海陷落後，日軍參謀本部派河邊虎四郎課長來和松井聯絡。松井對他發誓說：“請放心，吾意已決，非打下南京來給你們看看！”11月15日，他又向從東京來的參謀本部謀略課長影佐禎昭和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面呈“進攻南京的必要”。11月19日，各路日軍追擊撤退的中國軍隊，紛紛抵達大本營的戰略限制線。第10軍部隊首先突破限制線，向西追擊。松井不僅未加制止，反而再次向大本營提出“向南京追擊有利”的意見。24日，大本營解除了原限制線，同時又給華中方面軍下達了無錫――湖州的新限制線。第一次違令成功助長了松井的氣焰。他命令部隊再次越過限制線，同時再次向大本營提出：“為迅速解決事變，華中方面軍須乘當前敵之頹勢攻取南京。”恰在此時，日本的對華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七七”事變及“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政府和軍部中對於中日糾紛主張局部解決和主張全面解決的兩派始終存在分歧，兩次為華中方面軍下達戰略限制線，正是這種分歧的具體體現，但後經激烈辯論，大本營最終決定全面推進中日戰爭。於是，12月1日，大本營通過大陸命令第8號，向華中方面軍下達了“應與海軍相協同攻占敵國首都南京”的命令。而松井於11月28日就收到了進攻南京的電報命令。為此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於此，近日予熱烈之主見終獲成功，不甚欣喜之至。”
　　12月初，松井在等到大本營進攻南京的命令後，立即兵分兩路向南京撲來：一路由上海派遣軍組成，沿太湖北側，經蘇州、無錫、常州、丹陽、鎮江向南京進攻；另一路由第10軍組成，沿太湖南側，經嘉興、湖州、長興撲向南京。不久日軍又分為四路，兩路由丹陽、金壇等地直撲南京，另兩路分別迂迴蕪湖和浦口，以圖對南京守軍形成東、北、西南幾面包圍之勢。從12月5日起，雙方在南京外圍發生激戰。中國軍隊抵抗不利，日軍於8日全線突破南京外圍防線，完成了對南京的最後包圍。
　　日軍雖來勢洶洶，然而卻早已面臨多重困難。日軍經淞滬戰役後，未經充分休整補充就開始向南京方向進擊，其後勤保障也嚴重不足。松井的幕僚們多次向他提醒過類似的問題，他也深知自己的部隊面臨的困難，但他仍然一意孤行。11月20日，日參謀總長閒院宮載仁親王向第10軍發出指令：“部隊為求得補給，應儘量利用現地物資”。在當時的環境下發出這樣一道指令，無異於指使日軍進行公開搶劫。松井石根作為方面軍最高指揮官，對日軍接到命令後的所作所為給予默認。“其結果大規模的掠奪行為自然漫延到整個部隊”。可以說，日軍此時的行為，正是南京大屠殺過程中大規模搶劫的預演。12月7日，松井將方面軍司令部從上海移至蘇州。同日，他召集參謀人員，下達了《南京城攻略要領》。該要領大致內容如下：
　　“一、若南京守城司令或市政當局留守城中，則勸其開城以和平占領，爾後，各師團分別由經過挑選的一個步兵大隊（9日改為三個大隊）為基幹，率先進城，分區對城內進行掃蕩；二、若敵之殘兵仍憑藉城牆負隅抵抗，則以抵達戰場之所有炮兵實施炮擊，以奪占城牆。爾後，各師團以一個步兵聯隊為基幹進城掃蕩。……”。
　　“一、應特別嚴肅部隊之軍紀風紀，使中國軍民敬仰歸服皇軍之威武，期不至出現苟如毀我名譽之行為；二、嚴禁接近外國之權益特別是外交機關。在外交使團提議設立而為我軍拒絕之中立地帶，除必要外，應禁止入內，並應在重要地點設立崗哨。又，禁止進入城外之中山陵等革命志士之陵墓及明孝陵。……”。
　　同時，松井又訓令他的部隊：“南京乃中國之首都，攻克之乃世界性事件。故須認真研究，愈益發揮日本之名譽，增強中國民眾之信賴。雖為敵軍，然已喪失抗戰意志者及一般官民，應予以宣撫愛護，持寬容慈悲之態度。”
　　12月8日，松井下令空投《勸降書》，要南京衛戌司令唐生智“和平開放南京城”，遭拒絕。10日下午1時，松井下達了向南京城發動總攻的命令。經過3天激戰，守軍漸顯不支，13日，日軍第6師團在師團長谷壽夫率領下最先從中華門攻進南京城。南京陷落。隨即日軍臨時攻城總指揮官上海派遣軍司令朝香宮鳩彥王親自簽署了“殺掉全部俘獲人員”的命令，日本軍隊以搜尋敗兵為名在在中國首都南京進行了一場持續6個星期之久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縱容大屠殺
　　松井的入城式12月17日，松井石根從蘇州來到南京。當天下午，日軍舉行了所謂的“入城式”。第二天，松井又主持了“慰靈祭”。此時，日軍的暴行正處於高峰。對於日軍的暴行，身為日軍最高指揮官的松井石根不可能不清楚。因為，在“慰靈祭”快要結束之時，他突然流著淚，對部下訓斥說：“你們奮力苦戰，使皇威增輝，然某些士兵之暴行，又使皇威一舉掃地”。松井作出如此之訓斥，表明他完全知道南京城內發生的日軍“暴行”，並似乎要下決心整肅軍紀。可事態的發展並非如此。這裡有三點可供說明：
　　（1）谷壽夫師團是在大屠殺中最為賣力的部隊。若要整頓軍紀，谷壽夫必將首當其衝。而松井卻因谷壽夫師團最先進城而在入城式上對谷壽夫大加獎賞；在1938年1月松井第二次視察南京時，又邀谷壽夫共進晚餐，“以示慰勞，並聽取其對實戰情況之多種看法”。
　　（2）在戰爭環境下，憲兵是維持軍紀的重要工具之一。但在攻占南京之前，整個日軍配備的憲兵只有102名。由於占領了上海以及要維持其他占領地的“治安”，結果在“南京陷落之時，南京城內沒有一名憲兵。12月17日跟隨松井司令官進城的憲兵、包括憲兵隊長在內只有17名”。後來給許多士兵發了憲兵臂章，實際上這只不過使他們的為非作歹格外便利而已。
　　（3）12月19日和20日，松井在南京視察了兩天，他在12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午前10時出發，視察挹江門附近及下關。此附近仍狼藉不堪，屍橫蔽野……”。松井看到的是什麼人的屍體，他自己沒有說。但南京陷落前中日軍隊從未在此發生過激烈戰鬥；南京臨陷前，大批中國軍民都想從此渡江逃命，而江北的日軍又恰好是迎面衝來的。因此，這些屍體可以肯定為被日軍屠殺的中國人。松井看後竟熟視無睹，沒有採取任何措施，於12月21日匆匆返回了上海。在此之前，他還任命了嗜血如命的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為南京地區警備司令，“因此大屠殺在松井大將入城以後也沒有停止，一直持續到第二年的2月中旬”。
　　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震驚了國際社會，作為日本盟國的德國當時派駐南京的代表曾向其本國政府報告說，“這不是個人的而是整個陸軍即日軍本身的殘暴和犯罪行為”，日軍是“為自己豎立了恥辱的紀念碑”。迫於國際輿論的巨大壓力，日本政府於１９３８年３月５日召回松井石根及其部下將佐約８０人。同年７月２０日松井石根出任內閣參議，至１９４０年辭職。同年2月與其他退伍軍官在他的故鄉熱海市建造有面向南京方向的“興亞觀音”，紀念日本及中國雙方在戰爭中的犧牲者。企圖為自己贖罪。次年任法西斯組織大政翼贊會下屬的大日本興亞同盟副總裁，１９４２年４月４日，松井石根受日本天皇“敘勛”，授一級金鵄勳章。1943年任總裁，繼續宣揚大亞細亞主義，為配合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積極活動。
正義的審判
　　日本戰敗投降後，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９日，駐日盟軍總部下令，將松井石根作為戰犯逮捕入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從１９４６年５月開始，對包括松井石根在內的２８名日本甲級戰犯的戰爭罪行進行了長達兩年多的審訊。審訊中，松井石根辯稱自己當時因生病而未能阻止部屬的暴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舉證駁斥說：“他的疾病既沒有阻礙他指揮在他領導下的軍隊的作戰行動，又沒有阻礙他在發生這類暴行時訪問該市達數日之久。對於這類暴行負有責任的軍隊又是屬於他指揮的。他是知道這類暴行的。他既有義務也有權力統治他自己的軍隊和保護南京的無辜市民。由於他玩忽這些義務的履行，不能不認為他負有犯罪責任。”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２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松井石根宣讀了起訴書總計三大類55項罪狀(但後又裁定，起訴書中的“反和平罪”不成立)，判決其有罪，處以絞刑。其中松井在掙扎了十二分三十秒後死去，為四人中用時最長的一個。
　　有觀點認為松井雖然是南京大屠殺主要責任人之一，但是他也替日本皇族作了替罪羊，承擔了別人的戰爭罪責。直接下命令屠殺的朝香宮鳩彥王因是皇族，沒有受到任何審判，打著高爾夫球，逍遙活到94歲才壽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