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書法十講》第八講 書體

我在第一講的書法約言中，已約略談到了我國的書法史――書體的變遷。（點擊參考第一講）又因為站在實用的立場上，和初學書法的基本而言，所以歷次所講的，都是正楷，也兼帶行書。本人對於篆、隸二種書法的觀念，認為純屬美術，不是一般的套用。即論它的套用範圍，也極為狹隘，幾乎全在裝飾方面，譬如題簽、引首、篆刻、題額等等，平時一般人是用不到的。梁·庾肩吾倣班固《古今人表》作《書品論》，集工草、隸（今正楷）者一百二十八人品為九例。以“草正疏通，專行於世”，故於諸體不復兼論。他對於篆、隸二體說：“信無味之奇珍，非趨時之急務。”本人的態度也正是如此。自然，諸位如果有更多的空暇和濃厚的興趣，欲求旁通復貫，當然去研究。如果因為要表示做一個書家，必須精通四體，好像擺百貨攤，要樣樣貨色拿得出，那么，我奉勸諸位正不必貪多。一個人成為書家，能精正、行二體已是了不得，若是貪多，便易患俗語所說的“豬頭肉塊塊不精”的毛病了。諸位看古今社會上所講的“精工四體”者，究竟有那一體有他的獨到之處？《書譜》云：“元常專工於隸書（即今日之楷正），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余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可見有一專長，已是很不容易了。右軍書聖，流傳下來的也僅見真、行、草呢。說到這裡，本人更有一種偏見，從來寫篆、隸字的，不論對聯、屏、軸等等，年月及上下款，也都是寫正、行的。寫篆、隸的書家，因為他的正、行功夫總比較欠缺，加上篆、隸二體與正、行的用筆、結體不同，在一張紙面上看起來，就大有不調和之感。現實社會上的風雅者，求人書篆聯、草聯，還要請加跋，用正、行譯寫聯中句子，為書家者也漫應之，頗為有趣。

在這裡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書學上對於學書，向來有二個不同的主張，像學詩、古文辭一樣。一是主張順下，便是依照書體的變遷入手，先學篆而隸而分而正；一是主張先學正楷，由此再上溯分、隸、篆。二者之外，也有圓通先生髮表折衷的見解說：學正楷從隸書入手。那么究竟應該怎樣才好呢？我的看法是：學詩、古文辭，順流而下的主張是不錯的、科學的；但書學方面的三種主張，似乎都是一個偉大的計畫，在實際上卻都是無須的。因為這幾種書體，除了歷史關係之外，在用筆和結體上就很不相同。學書既因實用，而以楷正為主，何必一定要大兜圈子呢？至於最後一種說法，如果學者欲求擺脫乾錄、經生、館閣一般的俗氣，以及唐人過分整齊劃一而來的流弊，進求氣息的高潔雅馴，那么，隸、楷的訊息較近，這種說法還具有二、三分理由。清代有一個好古的學者，平時作書寫信，概用篆書，以為作現在的楷正是不恭敬。（其書札見昭代名人冊牘）寫給小輩或僕輩的乃用隸書，真可謂是食古不化。孫過庭云：“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醨一遷，質文三變，馳鶩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趙甌北譏當時一輩，力事復古的文學者說：文字的起源是象形八卦。“然則千古文章，一畫足矣。”真可謂快人快語。

本人為一般的旨趣，實用為尚。因此，本講雖標題書體，而所講的僅限於真、行、草三種。孫過庭云：“趨變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畐，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行、草的關係，原為密切，草書雖非初學的急務，但就因為關係的密切來講，不能不連帶同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