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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畫大師張大千在台北病逝,終年84歲

1983年4月2日

1983年4月2日國畫大師張大千在台北病逝,終年84歲_歷史上的今天

張大千

1983年4月2日晨,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在台北溘然長逝。

張大千名權,後改作爰,號大千,小名季爰。1899年5月10 日生於四川省內江縣。先世廣東省番禺縣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遷蜀,卜居內江。張大千7歲啟蒙課讀,9歲習畫,12歲能畫山水、花鳥和人物,見者呼為神童。13歲就讀於新式學堂,至19歲與仲兄張澤留學日本京都,學習繪畫與染織。1919年,返上海,拜曾熙為師,因未婚妻謝舜華去世,痛而在松江禪定寺出家,法號大千。3月後還俗,奉命歸川,與曾慶蓉結婚。婚後重返上海,從師於李瑞清,曾、李二師以清末遺老提倡書法、繪畫,對他影響頗深。張大千在上海得識吳昌碩、黃賓虹、王震、馮超然、吳觀岱、吳待秋、吳湖帆、鄭午昌等。1924年,在上海首次舉行個人畫展。1929年籌辦全國美展,任幹事會員。1931年,與兄張澤一同作為唐宋元明中國畫展代表赴日本。次年,全家移居蘇州,住網師園。其時,張大千潛心於歷代名家傑作,尤沉酣於石濤,凡能得見,靡不心摹手追。

1933年,張大千應南京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藝術系主任徐悲鴻之邀,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轉年即辭職,專事創作。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張大千畫集》,徐悲鴻作序,推譽“五百年來一大千”。1938年,經上海、香港返蜀,居青城山上清宮,臨摹宋元名跡。1940年,赴敦煌臨摹歷代壁畫,前後凡2年零7個月,共摹276幅,並為莫高窟重新編號。1943年,出版《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敦煌之行,轟動了文化界,促進了藝術家、史學家對發掘敦煌寶藏的興趣。抗戰勝利後,張大千的作品先後在巴黎、倫敦、日內瓦和國內各地展出,聲名大震。1949年,暫居香港,游台灣,次年應印度美術會之邀赴新德里舉行畫展,並留居印度大吉嶺年余,其間曾去阿旃陀石窟臨摹壁畫,以之與敦煌石窟壁畫作比較研究。在印期間所繪作品多精細工筆,且有《大吉嶺詩稿》1卷。1951年返港,翌年遷居阿根廷;1953年,再移居巴西,在聖保羅購地150畝,建中國式莊園──八德園,留居17年。1955年,所藏畫以《大風堂名跡》4冊在日本東京出版。1956年,首次歐洲之行,赴法國與畢卡索會見。1957年,以寫意畫《秋海棠》被紐約國際藝術學會選為世界大畫家,並榮獲金獎。此後,又相繼在法國、比利時、希臘、西班牙、瑞士、新加坡、泰國、德國、英國、巴西、美國及香港等辦畫展。1969年,遷居美國舊金山,修園名曰環篳庵。居美10年,是張大千創作的鼎盛期。1972年,在舊金山舉辦四十年回顧展。1973年,捐贈作品108幅給台北歷史博物館。1974年,獲美國加州太平洋大學名譽人文博士學位。1978年,移居台北,於台北外雙溪築摩耶精舍。晚年思鄉而不得歸,於1983年4月2日因心臟病逝世。

張大千的繪畫藝術可分為3個時期:古典作風期、轉變期和高峰期。60歲前,張大千集中精力臨摹,由石濤、朱耷追徐渭、陳淳及宋元諸家,直至敦煌壁畫。其畫風亦由近似石濤、朱耷而變為晉唐宋元風範。60~70歲,張大千歷經10年探索,融潑彩於潑墨、勾皴法,終於創造了雄奇壯麗的新風貌。以70歲所作《長江萬里圖》為標誌,他邁入了創造性的高峰期,潑彩成為最富個性的畫法。其過程大略是:先以墨筆略勾大形,然後托裱一層紙(或將畫裱在板上),再潑墨潑彩。其潑法近似現代西方繪畫的自動技法,用手牽動畫紙或畫板,使墨彩漫然自流,以形成某種偶然效果,再憑感覺注水或加濃顏色,或用筆添補房屋、山腳、枝幹或人物,造成半抽象的、墨彩交輝的境界與情調。他以“超以象外,得其環中”,“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等古人言論解釋這些作品,認為它們是符合傳統美學原則的。事實上,張大千晚年的這一突變,不僅把他的藝術從古典畫風引向了現代畫風,也把他推上了中國畫革新大家的行列。

張大千畢生的創作,達到了“包眾體之長,兼南北二宗之富麗”的境地。他集文人畫與作家畫、宮廷藝術

與民間藝術為一爐,舉凡人物、山水、花鳥、蟲魚、走獸,工筆,寫意,無一不能,無一不精。其書法得力於《瘞鶴銘》、《石門銘》,勁拔飄逸,外柔內剛,獨具風采。其題畫詩工七絕,詩風真率豪放。早年多自刻印,清俊靈秀,與畫風相一致。晚年的張大千每每思鄉懷舊,黯然傷神。1979年他81歲時曾自書一聯:“獨自成千古,悠然寄一丘”,正寫出了這位藝術家的性格與心境。

下面是吳作人撰寫的《悼念張大千先生》的文章:

大千先生原名張正權,字大千,1899年生於四川內江。幼年受慈母及兄長薰陶,潛心書畫詩文。及長,東渡日本,習繪畫與印染工藝。歸國後拜曾熙、李瑞清先生為師,畫藝精進,早歲即名揚海內。大千先生尤以石濤、八大等、浙江諸家,摩研深透,落筆亂真,知者鹹為稱異;又兼汲沈周、陳老蓮、唐寅等名跡,于山水、花鳥、人物,無所不工,筆路之廣,見者莫不折服。加之廣游巨川名岳,擷取精英;兩涉敦煌寶庫,追溯源流;鑑藏宏富,閱歷積深,遂熔傳統生活為一爐;師古不泥,化之為我,自卓然成一家之體。用筆雄健,設色明麗,畫風清雅多變,在當代中國畫苑中留下了他豐富的印跡。

1949年,大千先生去國海外,萍蹤萬里,漂泊無定。初至印度,次遷香港,又移南美,曾在巴西建“八德園”,居十數載,復又轉趨美國蒙特利,築“環畢庵”,於70年代後期居台灣省台北市雙溪“摩耶精舍”。30餘年來,大千先生往來亞、歐、美諸邦,舉辦畫展,聲噪國際,被譽為“當今最負盛名之國畫大師”;亦為紹介宣揚我國傳統文化藝術,作出了卓著的貢獻。早在30年代初,大千先生作品初參加赴歐展出時,徐悲鴻先生就曾贊其畫“實令歐人神往”、“為國人臉上增色”。大千先生以他淵博的識見,令人敬仰的成就,贏得了各國藝術界、評論界的尊重,增強了中國繪畫藝術的世界影響。他的建樹,是值得我們紀念的,他的聲譽,是當之無愧的。

大千先生遠離故土多年,鄉戀之情,久而愈深。他曾慨嘆:“看山還是故鄉青”。近年,有人輾轉從成都帶給他一包泥土,他捧土百感交集,老淚縱橫……聞者亦為之泫然。他在海外創作謳頌祖國山川的作品,難以數計,如1968年所作《長江萬里圖》,自灌縣至崇明,萬里江山,收於一卷,節奏跌宕,激情滿紙,為極難得的巨製。詩詞印章中,亦時可見“平生結夢青城宅”、“家在西南常作東南別”、“塵蠟苔痕夢裡情”等語句,充滿離愁別緒。他眷念親屬骨肉,故交弟子,不時有文字書畫傳遞;藝林也一直盼禱他能早日康復歸來,未料竟成永訣。

大千先生為先師悲鴻先生契友。30年代,我在徐先生處常得瞻大千先生丰儀,40年代初,先生自敦煌歸,蓉城展出,先生作品的藝術風采及其聲容笑貌,40餘年於茲,猶縈懷難忘。恨天不假年,大千先生未能親攜其精深造詣歸來為吾藝苑之楷范,盛願翻成空望,悲夫!

4月2日發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