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政治家王允逝世

王允

王允(137-192)字子師，太原祁縣（今山西祁縣）人，東漢末年獻帝時司徒。
簡介
　　王允，字子師。根據《後漢書》記載，他是太原祁（今山西祁縣）人，漢獻帝初年任司徒、尚書令。當時皇帝只是一個傀儡，董卓大權在握。王允成功策劃了對董卓的刺殺，但是沒有逃過董卓餘黨的反撲，和他的家族一起被處死了。
　　根據後漢書記載，王允出身官宦世家。他十九歲就開始任公職，壯年時任豫州刺史。因為在和中常侍張讓的鬥爭中失敗，王允被迫去官隱居，在中平六年，何進掌權之後重新出仕，歷任從事中郎和河南尹。在何進被宦官誅殺，董卓掌權時，他已經代替楊彪成為了司徒兼尚書令。他反對董卓的暴政，和董卓義子呂布結為密友，利用呂布和董卓的矛盾，於初平三年，在呂布的幫助下刺殺了董卓。董卓死後，王允與呂布共執朝政，但是董卓餘黨李傕、郭汜、樊稠等率軍攻破長安，呂布出逃，王允被處死，時年56歲。
　　根據《三國志》和《資治通鑑》的記載，王允侄子王凌被曹操賞識，在魏國官至太尉，但是在討伐司馬懿時兵敗被殺。在小說《三國演義》中，他是貂蟬的義父，貂蟬是造成呂布和董卓反目，以致於呂布最終刺殺了董卓的主要原因。在討論三十六計中的美人計和連環計時經常引用此事件。
生平
　　東漢末年，奸臣董卓弄權誤國，禍國殃民，其行徑激起了滿朝文武和普通百姓的極度憤慨，人人慾誅之而後快。漢獻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在一浪高過一浪的聲討聲中，董卓終於被朝廷誅殺，受到了應有的懲罰。而擔任剷除董卓這一歷史重任的主要策劃者和組織者，便是東漢獻帝時期的司徒王允。
　　望族世家 初露鋒芒
　　王氏家族是山西的名門望族，世代擔任州郡的重要官職，在當地影響很大，威望頗高。王允天資聰穎，獨具慧質，深受上輩們的喜愛和賞識。在他們的影響和薰陶下，王允自小意氣非凡，立志長大後不僅要繼承和發揚父輩的傳統，而且還要心憂國家，有益於東漢社會。為了實現這一志向和目標，王允時時刻刻注意自身素質的修養。雖出生豪門世族，但他並不迷戀奢侈的生活和舒適的享受，而是充分利用家裡的優越環境，飽讀詩書和泛閱經傳。少年時期，王允就已經成為滿腹經綸、學富五車的才子，遠近文人學土都對他刮目相看。習文章、閱經典之餘，王允還堅持習武強身。他崇慕衛青、霍去病的威猛和氣度，同時也佩服他們誓死衛國的精神。認真不懈的文修武練不到數年，王允便出落為一名文韜武略無不精通的全才。
　　由於出生上層士族世家，平日除了習文練武之外，王允也經常跟隨父輩們出入官場，結交許多世家名士。而且，王允更願意與下層人民接觸，因為這樣更能接近生活，體驗生活，積累豐富的經驗。一時之間，少年王允不僅在同輩中間脫穎而出，而且在整個山西也已經小有名氣。
　　一次，同郡名士郭林宗因事拜訪王允的父親，正好逢上父親有事外出，王允便以主人身份招待客人，他講究禮節，大方自然。隨後，又與客人讀文論武，商討切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不僅條理清晰，而且見解深刻。在與王允短暫的接觸過程中，郭林宗見他舉止有度，談吐非凡，不禁深深嘖嘆，對他如此年紀便具有如此非凡的學識和涵養而大感吃驚，當場拱手稱讚王允說：“王相公可謂是一日千里，曠世奇才啊!今後一定能成為天子的肱股、國家的棟樑！”之後，郭林宗還主動與王允交好，結為朋友。從此，并州士人便習慣稱王允為“一日千里，王佐之才”。
　　19歲那年，王允被推舉為郡吏。任職不久，便遇上一件極其複雜棘手的事情：山西晉陽地區有一名叫趙津的小黃門，依仗自己的主子是朝廷當權宦官，便在當地橫行霸道，為所欲為。百姓懾於趙津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王允真可謂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當他得知這一情況後，氣憤地對手下衙吏們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如此為非作歹，貪贓枉法，格殺勿論!”隨即下令逮捕趙津，並立即將他解押東市，斬首示眾，以慰民心。晉陽百姓見他們深惡痛絕的禍害已除，個個拍手叫好，他們還紛紛前往王允所在官署，感謝慰問王允，稱讚他是為民作主，不畏強暴的好父母官。王允首次經受世事的考驗，並贏得眾人的稱讚和擁護，由衷地感到高興，更堅定了秉公為官的信心。
　　東漢末年，由於朝廷腐敗，導致中央和地方買官鬻爵的現象十分嚴重。特別是地方官僚權錢交易極為普遍。與王允同郡的同鄉中有一個名叫路佛的游混無賴，從小嬌生慣養，既無學識，也無德行，他仗著家裡有錢，向太守王球行賄，要王球給他個官當。財迷心竅的王球是個見錢眼開的昏官，收下路佛的賂賄後，便給了他一個補吏的職位。王允對這種骯髒交易十分忿恨，當眾揭露路佛的醜行，並與王球變顏爭辯，指責他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王球惱羞成怒，利，用手中權力，立即將王允捉拿起來，投入牢中，準備隨時殺掉。刺史鄧盛很早就聽說過王允的事跡，很是欽佩他的才識和性格。當他得知王球要殺掉王允的訊息後，立即親自騎上快馬，前往太守衙門，保釋王允，並且請他做自己府中的別駕從事。王允很感激鄧盛的救命之恩，同時也為鄧盛的正義行為所感動，於是一心一意為鄧盛效勞，兢兢業業，任勞任怨，鄧盛深感滿意。在鄧盛的提拔和宣揚下，王允的名聲越來越大，為他日後步入朝廷做官奠定了基礎。
　　韜光養誨 剷除國賊
　　王允為官初露鋒芒，不僅贏得了州郡官吏和當地百姓的讚賞和欽佩，而且引起了朝廷的注意。鑒於他的才能和表現，王允不久被朝廷三公同時徵召，以司徒高第征為侍御史。從地方州郡遷到中央朝廷，這是王允人生道路的重大轉折，也為他實現忠心為國的政治抱負提供了廣泛的政治舞台。
　　中平元年(公元189年)，即王允征為侍御史不久，全國各地便爆發了聲勢浩大的黃巾軍農民起義。為了迅速鎮壓起義，東漢政府特別選拜王允為豫州刺史，徵辟尚爽、孔融等名士擔任王允的從事，率領重兵討伐黃巾軍。王允初次領兵打仗，便充分展示了他非同一般的文韜武略。預先，王允廣泛徵求從事和普通官兵的意見，設計了周密的作戰方案；戰鬥過程中，王允親自披掛上陣，大顯身手，徹底擊潰豫州一帶的黃巾軍。之後，王允和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倘共同受降數十萬黃巾起義軍。在受降過程中，細心的王允從農民軍中搜查到一封中常侍張讓的賓客所寫的書信，信中涉及一些與黃巾軍有關的內容。張讓是當朝掌權的大宦官，權勢很大，極受皇帝寵愛。王允也不計較利害關係，他懷疑張讓與黃巾軍私通，便進一步追查，把其中的具體細節全部揭發出來，並且寫成奏摺上奏皇帝。漢靈帝大驚，立即召張讓進宮，怒氣沖沖地指責張讓，並要他交待實際情況。張讓一向在朝中自以為是，指手畫腳，也沒想到有誰敢在皇上面前揭露他，因此見到王允的奏章後嚇得半死，急忙叩頭謝罪。可張讓是何等狡詐圓滑的人物，他在回答皇帝時，不僅不承認自己的罪行，反而說王允忌妒陷害他，說自己對陛下，對朝廷是如何如何忠心耿耿，沒有絲毫與黃巾軍私通和背叛朝廷之意。靈帝本就有意偏袒張讓，加上被張讓的花言巧語所迷惑，自認為他無罪，也便不再追究。
　　張讓脫罪後，對王允心懷忿恨，一心想伺機打擊報復王允。第二年，張讓終於找到一個藉口，將王允逮捕下獄。不久，正好趕上朝廷大赦，王允免罪釋放，還復刺史原職。可是，睚眥必報的張讓並沒就此罷休，沒出十天，他又以另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將王允治罪，王允再度入獄。
　　司徒楊賜素知王允的為人和品性，知道張讓是有意想置王允於死地，為了替王允開罪，讓他免受痛苦和屈辱，楊賜派手下人勸告王允說：“你因事得罪宦官張讓，一月之內，兩次下獄，很明顯他是有意和你過不去。如今你是凶多吉少，性命都難保。為了成就自己的志向，你又何必不先退讓一下，忍一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如果只一味好強，恐怕他不會放過你，請你仔細思量思量吧！”王允手下的從事也對王允的再次入獄深感憂慮，他們想方設法營救王允。有一名好鬥氣的下屬去獄中探望王允時，痛哭流涕，勸王允向張讓認錯賠罪，求他網開一面，被王允怒斥拒絕。下屬找來一杯酒，氣憤地對王允說：“你既然如此保全自己，不如喝下這杯毒酒算了，又何必還在獄中受別人的折磨呢？”可是，出乎下屬的意料，王允一把奪過酒杯，厲聲說道：“我是堂堂天子的臣民，君王賜罪於我，我應當接受懲罰，按照王法在街頭斬首示眾，而且天下人都應以我為戒，不再違反法律，維護社會的安定，哪有私自吞喝毒藥，以死逃避法律制裁的道理？你們不用再勸我了，我意已決!”說完，便把酒潑倒在地上，自己走近囚車，又重新被關進監獄。
　　由於王允一直又沒有向張讓賠罪認錯，張讓又進一步渲染他的所謂的罪行情節。不久，王允的案件被提審，王允的手下官員和朋友以及朝中許多官員都十分著急，想制止張讓對王允的陷害。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聯名向皇帝上書，替王允求情，希望皇上能夠赦免王允。他們在奏章中寫道：王允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為官盡忠盡誠，寬宏賢能，具有君子的風範和氣節。過去晉悼公和先朝孝文皇帝能明辨是非，赦免大臣的罪行，陛下就不能仿效嗎？如此王允受命於朝廷，誅討逆賊，安撫良民，本應論功行賞，加官進爵；難道就因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就定他死罪嗎？陛下如此不公平地給予他處罰，恐怕有負眾望，百官有所不服吧。”靈帝劉宏看完奏章後，便赦免了王允的死罪，但仍下獄重新定罪。這年冬天，又逢朝廷大赦。由於張讓始終從中作梗，王允仍不在赦免之列。何進、袁隗、楊賜等三公要員繼續上書皇上，要求赦免王允。等到第二年，王允才被免罪釋放。當時，朝中宦官當權，張讓閹黨憑藉權勢橫行霸道，為所欲為。剛剛出獄的王允雖對張讓等人的行徑深惡痛絕，但因力量有限，只得改名換姓，離開都城洛陽，輾轉於河內、陳留之間。
　　不久靈帝駕崩，王允急忙趕赴洛陽弔喪。此時，朝廷局勢極度混亂，以何進為首的外戚勢力大增，閹黨張讓失去了對中央政權的控制權，面臨覆滅的危險。大將軍何進利用各地方官吏奔喪的機會，大肆結交和拉攏親己勢力，以謀張讓。王允一到洛陽，就被何進緊急召見，並說明意圖。王允很感激何進對他的救命之恩，便滿口答應，並擔任從事從郎一職。後來情況發生急變，張讓集結黨羽，用何太后召見何進的名義把何進騙入宮中，趁機伏殺。王允不得不遷任河南尹，暫時逃避張讓的囂張氣焰。張讓伏殺何進後，曾奉密召的董卓、袁術等人立即領兵進京，討殺張讓。張讓、段掛等人挾持少帝劉辯和陳留王劉協半夜出逃。當時，朝中公卿大夫被急變的局勢嚇得不知所措，他們都不敢護衛少帝。王允立即派遣一部分士兵跟隨尚書盧植一起保護少帝，事後，又奉迎少帝回宮。
　　永漢元年(公元189年)，董卓廢掉少帝，獻帝劉協繼位，王允被拜為太僕，不久遷任尚書令。初平元年(190年)，王允替代楊彪擔任司徒職務，同時兼任尚書令。
　　王允擔任司徒，可謂是受命於危難之秋。獻帝登極後，外戚、宦官鬥爭仍在繼續，黃巾軍起義風起雲湧，如火如荼，各地割據豪強也趁機發難，借討宦官為名，紛紛問鼎中央政權，整個東漢政權危機四伏，動盪不安。面對如此國將不國的尷尬局勢，王允毅然承擔起恢復和革新東漢政權和社會的重任，沒有絲毫退縮和畏懼。為了穩定政局，消除混亂，王允和朝中其他忠臣良將一道出謀劃策，重新樹立皇帝的絕對權威。
　　董卓在進駐洛陽過程中，迎立少帝，挾天子以令諸侯。進駐洛陽後，董卓又多次赤裸裸地表現出對權力的貪婪欲望。他廢舊立新，毒殺太后，廣植黨羽，培養親信，統收兵權，控制朝廷。從董卓的種種倒行逆施中，王允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他將成為威脅東漢政權的最大隱患，必須採取必要措施遏制和除掉董卓。可是，董卓手中掌握有強大的軍事力量，黨羽眾多，而且董卓本人兇殘毒辣，如果主動出擊，只能是以卵擊石。於是，王允表面上一味聽任，甚至順從董卓，讓他放鬆對自己的戒備，實際上卻在細心計畫，周密布置。董卓進入洛陽後，為了站穩腳跟和擴大勢力，曾極力拉攏朝中有影響的官員。王允不動聲色，順勢歸順，儘量迎合。有時，王允不惜矯情曲意，偏違原則，來換取董卓的信任。董卓見王允不但具有才識，而且對自己忠心耿耿，毫無二心，於是便把王允當作自己的心腹親信，對王允不生絲毫疑心，無論朝政大小，都託付給王允處理。王允藉此時機，親自主持一些恢復王室和發展社會經濟的具體事務。
　　王允雖然表面上多有曲迎董卓之意，但在有些涉及原則、正義問題上，他仍堅持自己的意見。楊勛是當時朝廷的正義之土，自從董卓亂政以來，楊勛不畏強暴，一直與他進行尖銳的鬥爭。他曾與左將軍皇甫嵩一起密謀誅殺董卓，後因皇甫嵩升遷，楊勛勢力弱小，只得作罷。一次，董卓問王允：“不知誰最適合擔任司隸校尉？”王允不假思索地回答說：“只有楊勛最合條件。”雖然明知董卓與楊勛之間矛盾很深，但是，出於正義，王允毅然推舉了楊勛。
　　在與董卓表面敷衍的同時，王允暗中積極組織和籌備反董卓的鬥爭。王允首先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人共同商議誅殺董卓的計策。為了控制一定武裝力量，王允等人極力向皇上推薦、保舉羌校尉楊瓚行使左將軍的權力；同時還舉薦執金吾士孫瑞擔任南陽太守，掌握一定的地方勢力，並且命令他借討伐袁術為名，帶領兵馬出道武關，實則為多路夾擊董卓作準備。士孫瑞的行動引起了董卓的懷疑，他決定把士孫瑞留在都城。王允聽說後，便順從董卓的意思，擢升士孫瑞為僕射。另外又擢升楊瓚為尚書，為最後反擊董卓作準備。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董卓封王允為溫侯，食邑5千戶。王允想拒絕，士孫瑞對他說：“在大事沒成功之前，不能有絲毫破綻，您與董卓加官進爵，朝廷百官都瞻仰您的崇高品節，何樂而不為呢？不要因意氣而誤了大事啁!”王允一聽有道理，便受命聽封。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春天，天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連續下了兩個多月的雨。王允和士孫瑞、楊瓚等人借登台祭祀乞神降雨之機，緊急商議謀殺董卓的行動方案。士孫瑞嚴肅地對他們說：“自從去年歲末以來，太陽陰晦不照，淫雨連綿不斷，這種暗無天日的日子應該有個盡頭。現在我們時機已基本成熟，如果不把握天機，先發制人，恐怕以後後患無窮啊!請你們認真考慮考慮。”王允很贊同士孫瑞的意見，決定伺機儘早行動，以圖董卓。可是，董卓爪牙密布，戒備森嚴，而且他本人力大無比，兇殘毒辣，如果不採取萬全之策，一旦失手，恐怕後果難以構想。王允提議，可以安插內應，裡應外合，殺他個措手不及。王允獲悉董卓與他的心腹呂布之間存在很深的矛盾，便秘密召見呂布。正好呂布也有反董卓之意。於是，王允便把誅殺董卓的計畫全部告訴呂布，並委他作內應。起初，呂布礙於自己是董卓的義子，不便在內部親自下手。王允對呂布說：“你姓呂，奸賊姓董，父子只是名義上的，並非骨肉親情，況且董卓現在已是眾叛親離，你難道還認賊作父嗎？你當他為父親，平時他待你是兒子嗎？”呂布的愛妾被董卓霸占，心中早已不滿董卓對自己的粗暴行為和野蠻態度，於是便答應下來。
　　這年四月，正當王允等人準備採取行動的時候，正逢天子大病初癒。朝廷百官在未央宮集合，恭祝天子龍體安康。事前，呂布派同郡騎都尉李肅等人帶領十多名心腹親兵，穿上宮廷侍衛的服裝，潛伏在宮殿側門兩邊。當董卓大搖大擺地出現在側門外時，立即遭到潛伏在門後的李肅等人的突然襲擊。董卓急呼呂布，呂布手捧聖旨，大呼：“奉旨殺賊!”董卓在絕望中被亂刀殺死，並且誅連三族。
　　董卓被殺，朝廷上下一片歡騰。董卓禍國殃民的行徑，激起了天下人們的極度痛恨，剷除董卓，不僅順應時代潮流，而且合乎天下民心。它的意義不僅僅只在於謀殺董卓一名國奸臣，而且還深刻影響著東漢末年的歷史進程。司徒王允，用自己對朝廷的赤誠和一身正氣贏得了剷除董卓鬥爭的勝利和世人的稱讚。
　　董卓被殺後，王允“祿尚書事，總朝政，遣使張種撫慰山東”
　　居功自傲 回天無力
　　作為誅殺國賊的首要功臣，王允自然少不了朝廷的嘉賞和廣大人民的稱讚。於是，王允態度開始發生改變，似乎有些飄飄然起來：“連董卓這樣不可一世的大奸賊都死於我的手下，我還有什麼可懼怕的呢？”他便對任何人、任何事情都無所謂，毫不在乎，甚至居功自傲。“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每當群臣集會，王允很少像以前那樣和大家推心置腹，共同商討權宜之計，而是正襟危坐，面無和悅之色。慢慢地，群臣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推崇和擁護他了。
　　當朝文學家蔡邕曾是董卓的舊臣，當聽到董卓被殺的訊息時，蔡邕正好和王允在一起。當時，蔡邕感到很突然，不禁臉色大變，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嘆息。王允勃然大怒，嚴厲指責蔡邕：“董卓是國家的罪人，禍國殃民的罪行不可饒恕，你身為天子臣民，應該從大局考慮，從國家出發，共同聲討國賊，不想你念及他對你的一點私人恩惠，竟然為他感到痛惜，這難道不是與董卓同一鼻孔出氣嗎？”說完，便不容分辯，立即將蔡邕押至廷尉處問罪。蔡邕有口難辯，但作為文學家和史官，他為了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業，繼續寫成漢史，便陳辭謝罪，自己願意承受刺劍削足的酷刑以保全餘生。士大夫們都十分同情憐憫蔡邕的遭遇，設法營救蔡邕，可毫無結果，太尉馬日蟬專程前往王允住處，替蔡邕說情：“伯昭(蔡邕字)是難得的曠世奇才，學問淵博，見多識廣，特別是對本朝故事了解頗多，應當給他機會，讓他繼續寫成史書；況且伯昭以忠孝聞名於士大夫之中，現在以莫須有之名給他判罪，恐怕有失眾望，不服人心吧!”王允根本不聽勸告，反駁馬日蟬說：“先前漢武帝不殺司馬遷，讓他寫成謗書，流傳後世，現在國事衰敗，社會上缺乏時代精神，不能讓蔡邕像司馬遷那樣，毀謗和誣衊幼小的天子，因為這既對神聖的道德教化毫無益處，而且還使我們這些人遭到批評和指責！”馬蟬無奈，只得退出，感慨地對別人說：“王允這種作法恐怕不行吧!善待人才，這是一個國家得以維持和發展的命脈，而讓國家經典得以流傳，則是重視國家制度和創作的保障。如今，像王允這樣不重視賢才，切斷國家的命脈，阻礙國家經典的流傳，難道能維持久遠嗎？”可憐蔡邕最後冤死獄中。之後，文武百官和士大夫對蔡邕的死議論紛紛，王允這才真正明白蔡邕的確罪不及死，後悔莫及。
　　董卓死後，王允在如何安排和處理他的舊部時，反覆無常，態度極不慎重，而這正是王允最後走向滅亡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他先是想全部赦免董卓的部下，可繼而又對群臣解釋說：“本來，他們是沒有罪的，只是身不由己，跟隨董卓，所以不得已聽從董卓差遣，犯了錯誤。現在如果給他們突然加上惡逆的罪名，而且特定赦免他們，恐怕反而使他們猜疑恐懼，心理承受不了，所以，赦免他們無罪不是使他們安心的上上之策，還不如讓他們承受懲罰。”涼州兵是董卓的嫡系部隊，戰鬥力強，而且對董卓最忠心。董卓死後，如何處置涼州兵，是關係王允本人和東漢政權的大事。王允企圖削奪涼州兵將領的兵權，取締全部涼州兵，並且計畫利用關東兵去控制他們。可是後來有人對王允說：“涼州兵素來害怕袁紹，畏懼關東兵，而今，如果派關東兵去解散他們，涼州兵人人都會擔心性命不保，這樣，很容易引起兵變和混亂。還不如任命皇甫義真為將軍，去擔任涼州兵的統帥，並讓他長期留在那兒，以便安撫軍心。”王允堅決反對：“這樣絕對不行，關東兵是反董卓的義兵，與我們是同一條路線，現在董卓已死，如果繼續把他們屯駐在險惡之地，雖然安撫了涼州兵，但是關東兵將領會疑心我們不重視他們。”
　　涼州百姓聽到王允想解散涼州兵的風聲後，便到處傳言，說王允要殺掉所有涼州人，一時之間，整個涼州人心惶惶，一片驚慌。涼州兵將領本來就成了驚弓之鳥，對自己的前途深感憂慮，當他們得知王允要削奪他們的軍權，解散涼州兵的訊息後，更是驚慌。絕望的涼州兵尋思：反正是一死，不如死個痛快。於是他們迅速召集軍隊，嚴陣以待，準備見機起事，並且互相傳告：蔡邕只不過受了董卓的一點厚遇而已，王允便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他殺了。對於我們，不僅沒有絲毫赦免的意思，反而想剝奪我們的兵權，置我們於死地。我們除了聯合起來，別無選擇。
　　當時，涼州軍中最有影響和實力的將領是李催和郭汜。他們將所有涼州兵集合起來，誓師進發都城長安。東漢官兵不堪一擊，不久，李催、郭汜的部隊便攻陷長安。呂布慌忙領兵出逃，在青鎖門停住，招呼王允一同逃走。王允斷然拒絕，對呂布說：“如果天子祖先在天有靈，能賜福社稷，保佑我們的國家平安無事，我就心滿意足了。如果這一願不能實現，我願意獻出自己的生命，以死來報效朝廷。皇上年紀幼小，少不更事，只能靠我們來輔助他。國家遭受如此災難，如果棄下皇上，只顧自己逃命，我實在是不忍心。況且，我身為宰相，不僅不能使國家平安無事，反而導致逆賊的反叛，我的責任重大啊!請你出城以後，多多鼓勵關東豪傑，要常常念及皇上!”說完，便扶著獻帝逃到宣平城樓。李催、郭汜追到宣平門下，叩頭便拜。漢獻帝壯起膽子詢問道：“你們目無王法，作亂京城，到底打算作什麼？”李催回答說：“董太師對陛下忠心耿耿，卻無緣無故遭人殺害，我們只想替太師討回公道，不敢造反。等到捉拿處決兇手後，我們願意接受審判。”王允二話沒說，向漢獻帝行了最後的君臣大禮，便隨士兵走下了城樓，李催、郭汜命令手下當場將王允處決。
　　王允死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遷都許昌後，漢獻帝思念王允的忠貞氣節，便改用隆重的殯禮重新安葬王允，還特意派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秘器，賜以本官受綬，送還本郡”。後來，又封王允的孫子王黑為安樂亭侯，食邑300戶。
　　王允的坎坷一生中，另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提及：即他對漢代圖書、檔案等文化典籍的收集和保護。董卓遷都長安時，王允特意把蘭台、石室兩個藏書館所藏的圖書和檔案全部收集整理，用箱子運往長安。“諸藏典策文章，寬共部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惟蓋，小乃制為滕囊。”後來，王允又收集了漢朝其他書籍，一律上奏珍藏，“經籍具存，允有力焉”。
　　東漢王朝的最終滅亡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必然趨勢。處於這一具體歷史背景下的王允，滿懷挽救危難局勢的才能和雄心，並不斷努力奮鬥。他殺賊有功：不僅穩定了政權，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東漢末年諸多危機的總爆發。然而，在繼續恢復大漢雄風的努力過程中，王允失敗了，除了客觀上不可抗拒的原因之外，也有他本身的主觀失誤。雖然東漢王朝最終逃脫不了傾覆的命運，但是，王允在力圖改變這一命運的過程中所起的緩衝作用，卻是不容忽視的。
後世評價
　　記得小時候聽大人說起三國，說到王允巧設連環計，離間了大惡人董卓和猛將呂布，並成功除掉了董卓，心中不禁肅然起敬：好一個精忠報國、智勇雙全的大英雄呀！但長大後有機會看了《三國志》《後漢書》等史料以後，心中卻產生了一種別樣的思緒，對這個以前認為的大英雄是又愛又恨，一時都不知道怎樣來看待這個當年的偶像，思前想後，不禁掩卷而嘆，心中感慨：可憐的王允呀！
　　他出身於官僚家庭，自幼聰穎過人，“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被同郡人郭林宗譽之為“王佐才也”。同許多官僚子弟一樣，王允很早就投身仕途，他為人秉直，有股子牛脾氣，這就注定了他的仕途必然是坎坷不平。
　　史書上說他“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把當時一個叫趙津的官宦給殺了，結果闖下大禍，趙津的兄弟勾結官宦，惡人先告狀，把這件事顛倒黑白，捅到皇帝那去了，結果“桓帝震怒”，王允倒是沒事，卻連累了他的上司——太守劉瓆，結果劉瓆被處死。王允為這位因自己而死的上司守志三年才回到家中，重返仕途。
　　如果是換了別人，有了這次“教訓”之後，想必會變得世故一些，但王允卻絲毫沒有改變自己的處世原則。當時郡里有個差缺，於是太守王球就召了一個叫路佛的人來補上，但這個路佛的品行名聲都沒有什麼過人之處，王允覺得太守選人不當，於是“犯顏固爭”，結果激怒了這位太守，王允因為這事，被太守下令收押起來，準備把他殺掉。幸好這事被刺史鄧盛知道了，於是“聞而馳傳闢為別駕從事”，不但保住了性命升了官，而且“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
　　王允算得上是古代標準的知識分子，讀五經，習六藝，史書記載：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可謂是文武雙全了。這么優秀的青年才俊，一旦脫穎而出，自然頗受人賞識，於是“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黃巾起義後，王允被任命為豫州刺史，臨危受命的王允大破黃巾，“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可謂是戰功卓著了。但這時偏偏又節外生枝，在繳獲的黃巾軍物品中，發現了官宦張讓的賓客與黃巾軍聯繫的信件，要知道張讓可是十常侍之一，權傾朝野，敢得罪他的人可真是不多。碰上這種事，出頭的又是這位愣頭青——王允。王允的檢舉揭髮根本奈何不了張讓，卻又給自己招來麻煩，懷恨在心的張讓豈肯善罷甘休。
　　不久，王允就被羅織了一個罪名而下了獄，不過看上去他的運氣還不壞，剛好碰上大赦，於是官復刺史原職。可萬萬沒想到的是，放出來沒幾天，他又被抓了進去。當時所有人都為他捏了把汗，連司徒楊賜都派人對他說：發生這些事，都是因為你得罪了張讓，如今生死難料，得要想個周全的辦法才行。甚至還有些人認為他已經是在劫難逃，為了使他免受酷刑而死，居然還專門送了毒藥給他，以供他自盡，結果王允的回答卻是：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毒藥求死乎！
　　史書記載王允是“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嘆息。”，不論你說他不通世故也好，迂腐也罷，但你不能不承認，王允確實是條漢子。也許正是因為王允的血性，使得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聯名上疏，為他求情，結果也還是死罪得免，活罪難逃，之後又經過多方營救，才在第二年獲釋。經過這一番折騰，王允也知道宦官的勢力之大了，於是“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直到靈帝駕崩，才回到京師奔喪。這時大將軍何進正密謀掃除官宦集團的勢力，於是讓王允參與策劃，王允的仕途這才又重見曙光，於是“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後，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到了初平元年（189年），王允“代楊彪為司徒，守尚書令如故”，終於位至三公，在這段不長的時間裡，他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
　　即使是在董卓專權時期，王允仍然是朝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董卓對王允還是很不錯的——“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憑藉自己的地位，王允保存了大量的宮廷的書籍資料和其他的用具，面對董卓，王允也是“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在漢室處於風雨飄搖之際，曾經的那個愣頭青終於開了竅，沒再雞蛋碰石頭地蠻幹。
　　董卓把王允當成了自己的心腹，卻不料王允心裡其實一直在想方設法除掉董卓。還在董卓遷都長安之後不久，王允就提出讓“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的建議，名義上是征討袁術，而事實上卻是準備反戈一擊，發兵勤王，只是這個計畫因為董卓的疑惑而沒能實施。
　　到了初平三年（192年），王允的機會終於到了，他利用董卓和其手下呂布的矛盾，成功離間二人，分化了董卓集團，並把董卓推上了斷頭台。董卓被殺後，人心大快，士兵齊呼萬歲，百姓載歌載舞，一時間，王允的威望達到頂峰。
　　可惜的是，經過這場勝利以後，王允或許是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不但未能正確地判斷當時的局勢，反而又恢復了他不諳世故的愣頭青作風，結果犯下一系列的錯誤，導致功敗垂成。或許這就是所謂的得意忘形，樂極生悲吧。
　　具體說到王允的錯誤，其一是沒有很好地處理內部關係。王允掌權以後，捕殺了很多曾經依附董卓的朝中大臣，全然忘記了自己當年也是在董卓的關照下才得以生存。著名學者蔡邕因為聽到董卓被殺而嘆息了幾句，也被王允下獄身死，加上自恃功高，“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造成清流人士及士大夫集團強烈不滿，“群下不甚附之”。對待在刺董期間立有大功而且握有兵權的呂布，王允也是非常輕視，“以劍客遇之”，也就是說根本不把呂布當一回事，氣得呂布“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如此一來，文臣武將都是離心離德，何以服眾？
　　他犯下的第二個錯誤是不懂得籠絡人心。面對董卓死後留下的大量財富，呂布就提出“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按說這是個正確的建議，對於穩定長安的局勢有積極作用，但王允卻不予採納。
　　在對待西涼殘餘勢力上，毫無戰略眼光、書生氣十足的王允犯下了第三個錯誤。原本剷除了董卓以後，其手下李傕、郭汜、樊稠、李蒙上表求赦，如果王允能正確地判斷形勢，赦免其四人的話，搖搖欲墜的東漢王朝或許能得到寶貴的喘息機會。而王允的回答是：“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雖大赦天下，獨不赦此四人。”心裡只想著除惡務盡，逼得這四人起兵造反。在這個問題上，王允顯得還不如他一向看不起的呂布。
　　王允剛愎自用，又不講策略，而關東勢力對於長安政權的態度也是各不一樣，諸侯中許多勢力都心懷鬼胎，王允對內對外都得不到強有力的支持，長安原本趨於安定的局勢又變得複雜起來。終於，初平三年（192年）九月，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率兵圍攻長安，動盪再次來臨。
　　性格決定命運，王允的性格決定了他最後的不幸結局，他拒絕了呂布提出的撤出長安的建議，決心以死報國，結果被殺入長安的李、郭等人所害，時年五十六歲，王允的宗族老幼，盡被殺害，只有兩個侄兒逃出生天。在王允家族蒙受幾乎滅族之災的同時，長安，甚至整個華夏大地，也陷入到更大的社會動盪和政局混亂之中，軍閥混亂的局面愈發不可收拾。“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不能不說王允也是負有一定的責任的。
　　王允雖有除亂臣於朝堂，緩危局於一時之壯舉，卻無挽狂瀾於傾倒，救百姓於水火之偉略，他剛烈的個性曾經讓人無比感慨，又令人無比嘆息，讀聖賢書的他，似乎忘記了《禮記》中的那句“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的至理名言。當硝煙散盡，塵埃落定之後，王允的一生，留給後人的只有無限的感慨和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