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類學家法蘭茲·鮑亞士誕生。

法蘭茲·鮑亞士

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1858年7月9日－1942年12月21日），或譯弗朗茨·博厄斯，是德國裔美國人類學家，現代人類學的先驅之一，享有“美國人類學之父”的名號。如同許多當年的先驅者，他的學科訓練來自其他學科；他獲得物理學博士，並從事地理學的博士後研究。他將科學研究方法運用於人類文化與社會的研究，這個領域先前植基於圍繞著奇聞軼事的巨型理論論述。
[編輯本段]學術生涯早期：博物館研究
　　在19世紀晚期，美國人類學受到美國民族學局（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簡稱BAE）的控制，由約翰·威斯利·鮑威爾擔任局長，他是一位地質學家，支持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的文化演化理論。美國民族學局座落於華盛頓的史密森學會，且史密森的民族學主管歐提斯·梅森（Otis T. Mason）與鮑威爾一樣信奉文化演化（哈佛大學的皮博迪博物館（Peabody Museum）是個重要的——儘管規模較小——人類學的研究中心）。
　　正是在鮑亞士為博物館徵集藏品與展覽而工作期間，鮑亞士形成了其對文化的基本見解，這使他離開博物館，而尋求將人類學建立為一門學科。
　　在這段期間，鮑亞士再度前往太平洋西北岸，達五次之多。他持續進行的田野研究使他想到，文化做為解釋人類行為的一個地方脈絡。他對於地方脈絡和歷史的強調，使他反對當時的主流思想模式：文化演化。
　　鮑亞士起初在親屬關係問題上，與演化論相決裂。摩爾根主張，所有人類社會都是從最初的母系組織形態轉變為父系組織。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北海岸的印第安團體，如欽西安人（Tsimshian）和特林吉特人（Tlingit），都是被歸類到母系氏族。而南海岸的印第安人如努特卡人（Nootka）以及薩利什人（Salish）被歸類為父系團體。鮑亞士關注夸扣特爾人（Kwakiutl），他們居住在上述兩群之間。夸扣特爾人似乎具有混合特徵。在婚前，一個男人將採用其妻子父親的名字和羽飾。他的孩子也採用這些名字和羽飾，儘管他的兒子在結婚時就會失去它們。名字和羽飾因此保存在母系中。起初，鮑亞士如在他之前的摩爾根一樣，認為夸扣特爾人曾經和他們北方鄰族一樣是母系的，但後來他們開始演化到父系團體。然而1897年他進行了自我批判，並且主張夸扣特爾人是從早先的父系組織轉變成母系組織，這是由於他們向北方鄰族學習了母系原則。
　　鮑亞士對摩爾根理論的拒斥，導致他在一篇於1907年發表的文章里，挑戰歐提斯的博物館展示原則。然而，更有問題的是關於因果關係及分類的基本問題。物質文化的演化觀點使得博物館研究人員根據技術發展的功能或級別來組織展品。研究人員假定器物的形態變遷，反映了一些前進式演化的自然過程。但鮑亞士認為，一件器物的形態反映了其被製作和使用的環境。鮑亞士主張“儘管類似的原因產生類似的結果，但類似的結果不見得具有類似的原因”。鮑亞士認識到，即使是形態相似的器物，也可能基於不同原因，而在不同脈絡中發展出來。歐提斯的博物館展示依據幾條演化路線來組織，錯誤地將類似結果並置在一起；那些沿著脈絡路線而組織的展示，將會呈現類似的原因。
　　1892年，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館長暨研究員普特曼(Frederic Ward Putnam)被任命擔任芝加哥博覽會民族學與考古學部門的負責人，鮑亞士獲聘擔任他的助理，鮑亞士因此有機會將他的研究取向運用於展示。鮑亞士安排了十四位來自不列顛哥倫比亞的夸扣特爾人來到芝加哥，並居住在一個仿造的夸扣特爾村落中，他們可在那裡依據脈絡來進行其日常工作。
　　在世界美洲博覽會之後，鮑亞士在芝加哥新設立的費爾德博物館(Field Museum)工作直到1894年，當時他的職位(在違反他的意志下)由美國民族學局的考古學家霍姆斯(William Henry Holmes)所接替。1896年，鮑亞士被任命為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擔任民族學與人體學的助理研究人員。1897年他組成了 傑瑟普北太平洋海岸考察隊(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一場為期五年對於太平洋西北海岸土著的田野研究，這些人的祖先是從西伯利亞跨越白令海峽遷移而來。他嘗試沿著脈絡的路線來組織展示，而不是沿著演化路線。他也發展了切合其策展目標的研究計畫:從擴大在一個社會之內的各種詮釋脈絡的這個角度，來描述他對學生所下的指令，他解釋說：“...他們自己取得標本；他們取得對這些標本的解釋；他們取得相關文字資料，一部份關聯到這些標本，一部份關聯到這個人群的概況；而且他們取得當地語言的語法資料”。這些擴大的詮釋脈絡全被抽離進入一個脈絡，這是這些標本或標本組合體，可能被展示的脈絡：“我們希望有一套蒐藏品，依據各個部族來安排，這是為了傳達每個群體的特殊風格”。然而，他的取向使他與博物館總裁傑瑟普(Morris Jesup)以及館長班普斯(Hermon Bumpus)發生衝突。他於1905年辭職，再也沒有為任何博物館工作。
[編輯本段]學術生涯晚期：學院人類學
　　1896年，鮑亞士被任命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體質人類學講師，並於1899年升等為人類學教授。然而，在哥大教學的人類學家分屬不同科系。當鮑亞士離開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他與哥倫比亞大學協商將人類學家集中到同一個系，鮑亞士將主持該系。鮑亞士在哥大的人類學系成為美國第一個設立博士課程的人類學系。
　　在這段期間，鮑亞士發揮了關鍵作用，將美國人類學會(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AAA)組織這個新興領域的一個傘形結構組織。鮑亞士起初希望美國人類學會的成員限定為專業人類學家，但是麥克基(W.J. McGee)（另一位參與由鮑威爾所領導的BAE的地質學家）主張，該組織應當開放其他學科加入成員。麥克基的立場站了上風，而且他在1902年被選為美國人類學會的首任主席。鮑亞士與普特曼（Putnam）、鮑威爾和荷曼斯（Holmes）同時被選為副主席。
　　鮑亞士同時在哥大和美國人類學會，鼓吹人類學“四大分支”的概念；他親自為體質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以及文化人類學做出貢獻。他在這些分支的工作擔任開路先鋒：在體質人類學，他領導學者遠離種族的靜態分類學，而強調依照人類生物學與演化進行分類；在語言學，他打破了經典文獻學的局限，並確立一些現代語言學及認知人類學的核心問題；在文化人類學，他（與馬凌諾斯基一起）建立了脈絡論者的研究取向，探討文化、文化相對論與田野工作的參與觀察法。
　　四大分支的研究取向，被認定不僅將不同類型的人類學家集中到一個科系，更是透過將人類學研究的不同課題整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課題，來重新構想人類學，這是鮑亞士對這個學科的重大貢獻，並成為美國人類學有別於英國、法國、德國等國人類學的特徵。這個研究取向將人類學的課題－－人類物種界定為一個整體。這個焦點並未使鮑亞士尋求將所有的人類與人類活動形態化約為某些最小厘米母；更恰當的說，他明白人類物種的本質，將是在於人類形態與活動方面的為數龐大的變異（這是一條類似於達爾文探討一般物種的研究取向）。語言學
　　儘管鮑亞士曾出版對美國土著語言的描述研究，並撰寫關於語言分類工作在理論上的困難之處，他仍將這個主題留給同事與學生如薩丕爾（Edward Sapir）去研究文化與語言間的關係。
　　但是，他1889年的文章《關於交替語音》（On Alternating Sounds）為語言學與文化人類學兩科的方法論，提供了非凡貢獻。這是對1888年丹尼爾·加里森·布林頓（Daniel Garrison Brinton）所發表論文的回應，當時布林頓為賓州大學的美國語言學與考古學教授。布林頓觀察到，在許多美國土著的口語中，某些語音規律地交替。這顯然不是個人口音所產生的作用；布林頓並未暗示說某些個體對於某些單字的發音異於他人。他主張有許多單字，甚至在被同一個說話者重複說出時，其發聲法都會有相當程度的差異。運用演化理論，布林頓主張此種普遍的不一致性是語言處於劣等的標記，以及美國土著都處於他們演化過程低等階段的證據。
　　鮑亞士對布林頓所討論的內容十分熟悉；他在巴芬島和太平洋西北從事研究時也經歷類似事情。然而，他主張“交替語音”絕對不是美國土著語言的特徵——甚至他主張它們根本不存在。鮑亞士並未將交替語音當做文化演化不同階段的客觀證據，而是從他多年來關於客觀自然現象的主觀感知的研究興趣，來看待它們。他也思考先前對演化取向的博物館展示的批評。在那裡，他指出兩種東西（如物質文化的器物）表面上看來是相似的，可能在實際上卻是非常不同。在這篇文章，他提出一種可能性，兩種東西（語音）看似不同，可能在實際上卻是相同的。
　　簡言之，他將注意力轉移到對不同語音的“感知”上。鮑亞士以提出一個經驗問題開始：當人們用不同方法描述一個語音時，是因為他們不能感知其差異，或是可能存在另一個理由？他立刻就確定立場，他不關心關於感知缺陷的個案——等同於色盲的聽覺障礙。他指出，這些用不同方式描述同一個語音的人們所具有的問題，等同於用相同方式描述不同語音的人們所具有的問題。這是研究描述語言學的關鍵：當研究一種新語言時，我們如何注意不同單字的發音？（在這一點上，鮑亞士預見了並奠定了音位學（Phonemics）與語音學（Phonetics）的區別。）人們可能用多種方法來發音一個單字，而且依然認知他們正在使用同一個單字。那么，問題並不是“這些知覺未能被他們個人所認知”（換言之，人們認知到某些發音的差異）；而是這些語音“是依據其相似性而被分類”（換言之，人們將多種被感知到的語音歸成同一類）。一個類似的視覺例子包括描寫顏色的單字。英文單字“green”能被用來指稱多種明暗、色調、濃淡。但有些語言並沒有指稱“green”的單字。在這些案例中，人們可能將英文使用者所稱的“green”歸入“yellow”或“blue”中。這不是一個色盲的例子——人們能夠感知顏色的差異，但他們歸類這些相似顏色的方式有別於英文使用者。
　　鮑亞士將這些原則運用於對不列顛哥倫比亞的因紐特語的研究。研究者們已發表某個特定單字的許多不同拼法。在過去，研究者透過許多方法解釋這項資料－－它可能指出對某個單字發音方式的各地變異，也可能指的是不同方言。鮑亞士主張另一種解釋：差異並非在於因紐特人如何發出這個單字的語音，而是在於使用英文的學者如何感知這個單字的發音。這項差異並非在於英文使用者本身無法感知這個被討論的發音；而是英文的語音系統無法適應被感知的語音。
　　儘管鮑亞士對描述語言學的研究方法提供非常特殊的貢獻，但是他最終的論點是意義深遠：觀察者的偏見並不必然是個人的偏見，它可能是文化的。換言之，西方研究者的感知範疇，可能有系統地導致一位西方人誤解或無法完整感知另一文化中的一個有意義的成分。如同他對梅森的博物館展示所提出的批評，鮑亞士論證了這個看似文化演化證據的東西，實際上是不合乎科學的方法與西方人對自身文化優越的信念所產生的結果。這個論點為鮑亞士的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提供了方法論基礎：某個文化的各種成分，從該文化的角度來看是有意義的，即使它們從另一文化的角度來看是沒有意義的（或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
[編輯本段]學生與影響力
　　從1901年到1911年，哥倫比亞大學只產生了七位人類學博士。儘管依據今日的標準，這是非常小的數目，在當時卻足以讓鮑亞士在哥大建立的人類學系，成為美國最卓越的人類學課程。此外，鮑亞士的許多學生繼續在其他主要大學建立人類學課程。
　　鮑亞士的首位博士生是阿爾弗雷德·路易斯·克魯伯（Alfred L. Kroeber）（1901年），他連同鮑亞士的另一位學生羅伯特·羅維（Robert Lowie）（1908年）創建了柏克萊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人類學系。他也培養了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1904年）——首批土著美國印第安人類學家之一（福克斯人（Fox）），在1909年於菲律賓研究時遭到殺害——以及亞伯特·劉易斯（Albert B. Lewis）（1907年）。鮑亞士也培養了其他許多對學院人類學的發展深具影響的學生：弗蘭克·斯佩克（Frank Speck）(1908年)由鮑亞士培養，卻在賓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並迅速著手在該校創建人類學系；愛德華·薩丕爾（Edward Sapir）(1909年)和費-庫珀·科爾（Fay-Cooper Cole）(1914年)在芝加哥大學發展了人類學系;亞歷山大·戈登衛塞（Alexander Goldenweiser）(1910年)與埃爾西·克魯斯·帕森斯（Elsie Clews Parsons）（她1899年從哥大獲得社會學博士，但後來向鮑亞士學習民族學）在社會研究新學院創立人類學系;萊斯利·斯皮爾（Leslie Spier）(1920年)後來在華盛頓大學和其妻子歐娜·甘瑟(Erna Gunther)(也是鮑亞士的學生)創建人類學系，而梅爾維爾·赫斯科維茨（Melville Herskovits）(1923年)在西北大學創立人類學系。他也培養了約翰·里德·斯萬頓（John Reed Swanton）（在1900年取得哈佛博士之前，曾在哥大向鮑亞士學習兩年），保羅·拉丁（Paul Radin） (1911年)，露絲·潘乃德(1923年)，格拉迪斯·理察（Gladys Reichard）(1925年)於1921年在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開始授課，後來升等為教授，露絲·班佐（Ruth Bunzel）(1929年)，亞歷山大·萊瑟（Alexander Lesser）(1929)，瑪格麗特·米德(1929)，以及吉恩·韋爾特菲什（Gene Weltfish）（她在1929年論文答辯，儘管她直到1950年哥大降低所需費用後，才正式畢業）。
　　他在哥大的學生還包括墨西哥人類學家曼紐爾·加米歐（Manuel Gamio），他在1909到1911年師從鮑亞士後獲得碩士學位，並於1917年成為墨西哥人類學局首任局長；以斯帖·戈德弗蘭克（Esther Goldfrank）於1919年隨鮑亞士前往新墨西哥州從事對普布羅印第安人的研究；吉爾伯特·弗雷耶（Gilberto Freye），他在巴西形塑了“種族民主”的概念；以及人類學家、民俗學家、小說家卓拉·尼爾·赫斯特（Zora Neale Hurston），她1928年從巴納德學院畢業——這是附屬於哥大的女子學院。
　　他也影響了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後者是他在晚年寓居紐約時，於1940年代遇到的。
　　鮑亞士的幾位學生持續擔任美國人類學會的旗艦期刊《美國人類學家》的編輯：約翰·里德·斯萬頓(John R. Swanton) (1911, 1921-1923)，羅伯特·羅維(1924-1933)，萊斯利·斯皮爾（(1934-1938)，以及赫斯科維茨(Melville Herskovits) (1950-1952)。愛德華·薩丕爾（Edward Sapir）的學生John Alden Mason在1945-1949年當編輯，而阿爾弗雷德·路易斯·克魯伯和羅伯特·羅維的學生沃爾特·戈德施米特（Walter Goldschmidt）在1956-1959年擔任編輯。
　　鮑亞士的大多數學生同樣具有他對謹慎的歷史重建的關注，以及他對臆測的演化模型的反感。此外，鮑亞士鼓勵他的學生，批評他們自己就如同其他人批評他們一樣。例如，鮑亞士起初為他將頭骨指數（頭骨形態的有系統變異）做為描述遺傳特徵的方法提出辯護，但後來在進一步研究後否定了他早期的研究；他同樣批評了他自己對（太平洋西北海岸）瓜求圖人語言及神話的早期作品。
　　鮑亞士的學生受到此種自我批判動力所鼓舞，以及鮑亞士學派致力於從報導人那裡學習，並根據個人的研究發現來塑造論點，因此這些學生迅速偏離了他自己的研究論點。他的學生很快試圖發展鮑亞士普遍反對的巨型理論。克魯伯使他同事的注意力轉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及文化人類學與心理分析二者結合的可能。露絲·潘乃德發展了“文化與人格”以及“國民文化”（national cultures）理論，而克魯伯的學生朱利安·斯圖爾德發展了文化生態學及多線演化論。
　　然而，鮑亞士對於人類學具有不朽的影響。事實上所有人類學家如今都接受鮑亞士對經驗論及他的方法論文化相對論的支持。此外，事實上所有文化人類學家如今都分享著鮑亞士對田野研究的貢獻，這包括長期居住，學習當地語言，並與報導人發展社會聯繫。最後，人類學家繼續尊崇他對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Thomas Gossett在1963年《種族：在美國的一個思想的歷史》（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一書中，寫道：“在歷史上，鮑亞士在打擊種族主義偏見上，可能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