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屍身在棺槨內的神秘姿勢之謎(組圖)

發掘帝王陵寢的聲音近來有不小的響動。早一點,有人建議開挖秦始皇陵,並列出理由N條;近,因有專家說下面埋有500噸的珠寶,有人又動起了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合葬墓乾陵的念頭。藉此股“挖祖墳”的聲音,今天就來說說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大陸開啟明定陵的事情——

到2007年,距定陵地宮棺槨開啟時間,是50年,正好半個世紀。

朱翊鈞,史上所稱的萬曆皇帝,明朝第13位皇帝,系明穆宗朱載垕的第三子。1572年,10歲時開始當皇帝,到1620年病死,在位長達48年。萬曆是其年號,廟號神宗,諡號“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先後有孝端和孝靖兩位皇后,定陵即為他與兩位皇后的合葬墓。

明神宗屍身在棺槨內的神秘姿勢之謎(組圖)

明神宗朱翊鈞標準像

明神宗屍身在棺槨內的神秘姿勢之謎(組圖)

定陵的地宮

就考古的一般常識來說,陵墓的發掘必須要注意的,一是墓主人的屍體情況,二是可以證明墓主身份的文字,而不是金銀財寶那些陪葬品。所以,開啟梓棺一般是最後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考古程式,要求相當嚴格,在主要專家或是主政官員到場的情況下,才會打開棺槨。定陵,作為一座一級帝王陵,其發掘過程也是極其小心的,參與定陵考古的專家和領導,對棺槨的開啟慎之又慎。

當時,發掘人員小心打開棺槨後,現場專家大吃一驚——

朱翊鈞屍骨放置在一條錦被上,錦被兩邊上析,蓋住屍體。屍體頭西腳東仰臥,肌肉已經腐爛,僅剩骨架。面向上,頭頂微向右偏,右臂向上彎曲,手放在頭右側,左臂下垂,略向內彎,手放在腹部。手中拿念珠一串。右腿稍彎曲,左腿直伸,兩腳向外撇開。

明神宗屍身在棺槨內的神秘姿勢之謎(組圖)

明神宗屍身在棺槨內的神秘姿勢之謎(組圖)

孝端後屍體放置在織金妝花緞被上,被兩側上折,蓋住屍體。屍體已經腐爛,骨架頭西腳東,面向右側臥,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下直伸。足部交疊,左足在上,右足在下。

孝靖後屍體亦放在織錦被上,被兩側上折,蓋住屍體。屍體己腐爛,僅剩骨架,腳東放置。面稍向右側臥,右臂向上彎曲,手放在頭下。左臂下垂,手放在身上腰部。

朱翊鈞和他的皇后屍體放置呈如此姿態,真乃驚世發現。之前誰也沒有見過帝王的葬式,在現存的資料中,帝王死後屍體擺放成什麼姿態入斂,一直是秘不示人的。而根據傳統的喪葬習俗,入棺時外人都是要避諱的,即使是身邊人,也只有極少數的嫡親才能看到,因此才沒有一丁點兒這方面的文字記載。定陵暴露了一個天大的秘密,是給考古界的一個天大驚喜,這或許就是這次錯誤發掘的最大收穫之一。

之所以說朱翊鈞的屍骨姿態暴露出了一個天大秘密,一是帝王棺槨內屍體擺放姿式是一個千古之謎,現在被揭開了,填補了一個歷史空白;二是因為其姿式太怪異了,與傳統的“仰身直肢葬”完全不符,其包含的信息也應該是深奧的。為何朱翊鈞在棺槨內會曲肢側臥?難道被人動過?專家一直不得其解。期間由於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直到2004年才有一專家就此作了合理的推斷,比較合理地破解了帝王葬式密碼,引起了當年學術界的注意。

2004年3月份,明清陵寢學術研討會收到了一篇關於這方面的論文。這就是“明十三陵特區辦事處”專家王秀玲提交的,題目叫《試論明定陵墓主人的葬式》。我當時從大會論文資料彙編里看到了,覺得在所有提交論文中,這份論文最有“新聞亮點”,也是最有價值的參會論文之一。於是我寫出了《考古專家首揭明代帝王葬式之謎》,於第一時間在大陸的媒體上進行了公開的報導。後來查了一下,這也是大陸最早關於定陵主人葬式的報導,此後,此事陸續引起了媒體的關注。

從帝、後骨架情況看,三人葬式稍異,顯然不象普通人的葬式。根據其骨架:頭部均為向右側臥,左手都放於腰部。右手,朱翊鈞和孝靖後向上彎曲,放於頭部,孝端後為下垂式。腿部,朱翊鈞右腿彎曲,左腿直伸,孝靖後兩腿彎曲,孝端後兩腿平放足部交叉。王秀玲推斷,朱翊鈞的原葬姿勢應為罕見的“側臥式”。

王分析,孝靖後骨架情況應與原葬式相似,而朱翊鈞與孝端後則可能有出入。因為人死後入葬,不可能故意擺成一腿彎曲一腿直伸狀。顯然,朱翊鈞的葬式不是原狀。孝端後雖是兩腿平放,但其頭部向右側臥,脊椎亦向右側彎曲,兩腿平放與其不相符。其原狀應為側臥式。朱翊鈞頭部、脊椎情況與孝端後相類似。

再者,屍體如果平放,一般晃動也不會有大變動,只有側臥式,碰撞時易變形。如果向右側臥,必然倒向左側,所以朱翊鈞左腿直伸。孝端後左足壓右足,根據二人骨架情況分析,原葬式應為向右側臥。朱翊鈞應為雙腿彎曲式。只是因為晃動和碰撞而改變了原葬姿式。而孝端後的右臂下垂姿式尚待研究,如果原葬式是下垂式,一般情況下,手臂應貼近身體。而孝端後的右臂是向外撇,如與朱翊鈞和孝靖後一樣放於頭部,因碰撞右臂發生變化,就有可能是現在的姿式。

根據史書上當年朱翊鈞下葬時的文字記載,原葬式確實可能變動過。當時,棺槨是從百里之遙的京城靠人工抬運到山陵,沿途顛簸。《泰昌實錄》記載:葬朱翊鈞及孝端皇后時(孝靖皇后比朱翊鈞早逝九年,己入葬於天壽山東井平崗地)僅抬槓軍夫多達八千六百人。一路上繩索常有損壞,不斷更換。棺槨到鞏華城時(今沙河),抬棺槨的木槓有斷裂聲,右邊一角曾墜地。如此這般,可以想像屍體姿式有變化是完全可能的。

後來我查了一下相關的資料,根據現有的考古發掘發現,中國古代土葬屍體葬式,一般有仰身直肢葬、曲肢葬、俯身葬等姿態。朱翊鈞的“側臥式”斂葬姿勢,確是極為罕見的,不見文字記錄。他為什麼死後要讓人把自己的屍體弄成這樣?王秀玲大膽推斷,此乃為“七斗星葬式”,皇帝的葬式密碼一下子被破譯了!原來,從骨架情況看,身體側臥,雙腿微曲如睡眠狀,其形極象天上的北斗七星。在此基礎上,王對這種葬式的產生作了分析——

朱翊鈞的葬式源於天象。

在過去,“北斗七星”被認為是極星,指向正北,位於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屬紫薇垣。宋代鄭樵《通志》稱紫薇、太微、天市為三垣。三垣指的是三個星區。紫薇垣是以北斗星為中心與周圍各星組成的星區。古代常以星象變化預測人事吉凶,將三垣同人世對應起來,紫薇垣對應的是人間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極星北斗又被認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明代文人、藏書家郎瑛在其《七修類稿·天文類》一書中稱,“天子之居,謂之紫宸”。封建帝王也一直認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間的主宰,故過去都稱皇帝為“真龍天子”,信奉“君權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視皇位為“天位”,皇帝死了,就是“升天”。所以,依照這樣的觀念,朱翊鈞怪異的葬式之謎就真相大白了。

怪異的葬姿還可能與風水說有關。

過去風水家認為,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其奧秘在於它的形狀恰為一個巨大的聚氣的s形。古代研究氣場是以不動的恆星為準,具體說要與北斗七星聯繫在一起,七個星代表七種場。風水的核心古代稱之為氣,氣的運動形式,按古代河圖數字的表示則為順時針左鏇氣場及S形氣場。再結合皇帝選陵址,要選能“聚氣藏風”的地方,選擇標準是山環水抱,因山環水抱必有氣。在風水學中,用“曲則有情”來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脈的起伏呈S形,河流則更明顯,總是彎延曲折。

《水龍經·論形局》中說:“水見三彎,福壽安閒,屈曲宋朝,榮華富饒。”指的是一條水連續出現三個“S”型,則是好氣場。皇帝入葬地宮,從隧道門經明樓後進入地宮,其路線也是S形。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觀念去分析,皇帝死後,也需要生氣,這種s形葬式取其能夠“聚氣”,有了生氣,就有了萬物,預示著子孫萬代繁延旺盛。如果依此而論,朱翊鈞和皇后的怪異葬式源於天象不無道理。

我還了解到考古界另有一種觀點,就是朱翊鈞的怪異葬姿與天象與風水均無關係,而是緣於釋迦牟尼“涅槃”的姿式。理由是,朱翊鈞生前是虔誠的傳教徒。這在王秀玲的論文也提到了——

根據《大乘起信論》中所載釋迦“八相成道”中第八““涅架”的姿式,佛祖釋迦牟尼80歲時,自知陽壽將盡,便最後從王舍城出發,作一次巡行。在弟子阿難的陪同下,走到離摩羅國首都拘屍那迦 (Kusnagara)不遠的一個村莊波發(Pava)附近,在村外希尼亞瓦提河西岸的兩株莎羅樹(Sala)下,頭朝北,面向西,右手支頭,左手放置身上,雙足合併,作側臥姿式進入涅槃。

從朱翊鈞和兩位皇后的屍體姿勢看,極象釋迦牟尼“涅槃”的姿式。因為朱翊鈞及其皇后,在生前非常信仰佛教,他認為信仰佛教有助於“護國佑民”。萬曆十八年(1590),在賜與萬佛寺經書的教諭中指出 “聯惟佛氏之教,具在經典,用以化導善類,覺悟群迷,於護國佑民,不為無助”。又要求寺內僧眾,“爾寺務須莊嚴持詠,尊奉珍藏,不許諸色人故行褻玩,致有遺失損壞,特賜護持,以垂永久”。

從定陵出土實物也可充分證明他是一個十足的佛教徒:在帝、後服飾上就有不少佛教內容的紋飾,如經文,孝靖後屍體最上層覆蓋的是一床“經被”;上面有朱書經文,字跡已模糊。但中部的“南無阿彌”四字和右下部的“華嚴”二字均能看出。在朱翊鈞的棺內有一件“紅八寶紋暗花緞緙絲盤龍佛字方補交領夾龍袍”,其前後胸方補內為正面龍戲珠,龍首頂部緙一金“佛”字。

孝端後棺內有一件“黃串枝花卉童子攀藤暗花緞繡佛字方補方領女袷衣”,方補內飾“佛”字,佛字下部飾蓮花紋;背部在“佛”字上下兩側各繡一鳳。所謂“八吉祥”,即指輪、螺、傘、蓋、花、罐、魚、盤長八種圖案,八吉祥也稱“佛八寶”。最有說服力的是,朱翊鈞手中還拿有一串佛珠,由此可以想像他信佛的程度。不僅生前信,而且死後仍念念不忘。專家認為,他怪異的葬式是仿釋迦涅槃的姿勢。

朱翊鈞的怪異葬式到底是源於天象,還是源於佛教,目前學術界沒有定論。但根據其陵墓北斗七星狀布局,源於天象的說法理由更充分一些。上世紀九十年代,有關方面在對南京明孝陵考察時,使用了飛機航拍技術,驚訝地發現,大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陵區布局竟然是“北斗七星”布局,這事曾引起極大轟動。這或許給明代帝王棺槨內的怪異葬式,提供了一個佐證。

文尾說幾句題外的話,回應一下文首。

後來朱翊鈞與他兩位皇后躺的珍貴文物——棺槨,被工人當作垃圾扔到山溝里去,讓山民撿走了;存有豐富信息的屍骨,“文革”期間則被“紅衛兵”給焚燒了。這事令專家痛惜不已,後悔莫及。這樣事情的發生,不論從保護文物的角度,還是迷信的層面來說,都是不應該的,罪不可恕。

過去人一向認為,死人的陰宅(墳墓)是碰不得的,因為陰氣過沉。現代心理學證明,這是因為陰宅給人的諸如死亡一類的消極心理暗示過於強烈,才會給當事人帶來不測,釀成惡果,迷信說法這是遭“報應”,實則非然。而帝王陵比普通陰宅的煞氣更重,特別是地宮內積蓄的帶有大量無名病毒的氣體,往往更會給人的身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當年直接參與定陵發掘的,不少人後來的情況都很糟糕,有的甚至未得善終。已知的情況是,力主發掘的明史專家吳晗獄中自殺,死前頭髮被拔光,這都是大家知道的;起先反對發掘,後還是積極參與、擔負發掘指揮工作的鄭振鐸,在出訪阿富汗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途中,飛機失事遇難;開棺時的攝影師劉德安上吊了;考古專家白萬玉晚年神志不清,腦溢血去世······我的觀點是,包括始皇陵、乾陵在內,這些陵墓不是到了最後關頭,萬不得已之時,千萬不要打開。讓帝王們在“地下皇宮”里靜靜睡下去吧,不要驚動他們——歷史之謎的魅力就在於它的神秘,大家何必要打破沙缸問到底,如數學題那般證明出一個正確答案來呢?實在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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