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的晚年生活

于右任到台灣之初,髮妻高仲林及長女於芝秀在原籍,幼子於中令及其母沈建華留居上海(中令時年僅十餘歲,後送去台),大兒子兒媳又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大陸、台灣、南美數處,音訊阻隔,頗以為苦。

于右任晚年在台灣,除了為亡友寫序、寫墓志銘,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參加詩會外,其餘時間便是讀書、看望朋友。後來由於腿有寒症,朋友上門的多,他到朋友家去的少,但也有幾位老友是經常走動的。

于右任在台灣的官邸,坐落在台北市和平東路青田街,它是戰前日本人建造的一座住宅,以木質結構為主。大門是綠色油漆的,院落不大,有幾株老樹,還有幾盆海棠點綴其間。于右任的書房名叫“老學齋”。

由於來訪的客人太多,開支也大,加上每月總會碰到幾位窮朋友前來告貸求援,因此,到了每月下旬,薪俸用光了,就鬧起“饑荒”來。向人去借吧,堂堂的“院長”,既難啟齒,也諸多不便,所以這類難辦的差事常讓老副官宋子才去辦。宋從大陸跟隨他到台灣,對老“院長”的為人十分了解,曾勸過老人,也在經濟上卡過老人,但都不生效果。到緊要關頭只得把自己的一點積蓄也貼上,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最後只好到處借債度日。

有一年,著名畫家張大千由國外回到台灣(張一直在巴西、美國居住,1977年始回台灣定居),得知老人經濟很困難,主動接濟他一筆錢。老人和張大千是很要好的朋友。據說,這筆錢後來償還了宋子才平日所墊付的款項。

1962年元旦,于右任在“監察院”參加了開國紀念會以後,回首半個世紀以前的往事,不禁黯然神傷。他在日記中寫下了對身後事的意見:

1月12日:“我百年後,願葬於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在這一段日記旁自註:“山要最高者,樹要大者。”)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13日:“早想辭職,種種事故,做不清楚,滯留而又滯留,謂之何哉!”22日:“葬我在台北近處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可見死的問題經常在他腦際縈繞。又過了兩天(1月24日),一夜未眠的老人,在天微微明時,寫下了《望大陸》這首使人愴然涕下的悲歌: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老人寫了這首摧肝裂肺的哀歌之後,在人世間生活了兩年零九個月又十七天。

1964年5月1日,是他在世上度過的最後一個生日。

這一年的7月2日上午11時,老人支撐著病體,應台灣大專學校本屆畢業僑生之約,會見了12名僑生代表,同這些青年人談了“立志”的問題。

不久,他生病住院。在醫院的三個月里,于右任曾試圖寫份遺囑,據身邊的人說他寫過好幾次,因心緒不寧,寫了又撕,撕了再寫。在那種情況下,能寫點什麼呢?所以最後于右任沒有能夠留下遺囑。

11月10日晨,他的血壓開始下降,心音減弱,心跳不規則,脈搏及呼吸先快後慢,身邊的人呼喚他不再有任何反應,醫院施用各種方法搶救,已氣息微弱。

當晚8點正,于右任先生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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