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最遺憾的考古發現(圖)

20世紀末的1999年，我們在廣富林的考古發現並沒有引起震動，也就是上海的地方媒體在文化版面發布了幾條訊息，北京的《中國文物報》報導了一下學術收穫。甭說一般的公眾，恐怕在考古界內這個發現也沒有引起多少人的關注。原因很簡單，因為這類發現在考古學上，實在是太普通了，不敢說天天有，起碼能月月見。但從考古學角度來說，廣富林這樣的一般發現，與兵馬俑那樣的重要發現，在學術價值上卻沒什麼太大的不同，只是社會轟動效應不一樣罷了。

重要也好，普通也好，在考古學家眼裡都是一種破壞，都是一種遺憾。這門學科的性質決定了它必須毀壞所研究的對象才能提取到研究信息。考古發掘不是在翻閱地下的天書，而是翻一頁就撕掉一頁，甚至像碎紙機一樣粉碎一頁。如果我們沒有讀懂的話，就再也沒有任何機會去復讀和查證。所以，考古學沒有辦法像拍電影那樣可以逐條反覆拍攝，不允許也不可能重複實驗直至成功。好像有位考古學家說過這樣一句話，電影是一門遺憾的藝術，考古是一門遺憾的科學。這話說得形象，說得實在，但沒說明白，需要展開。

考古結果無不伴隨著遺憾，猶如考古發現無不充滿著期待一樣，這已成為考古學家誰都邁不過去的火焰山。形成這樣的感悟是一個考古學家在成長中所必經的階段，只不過期待往往發生在考古發現之前或之中，而遺憾總是出現在考古發現之中或之後。倘若像國外評選最差電影那樣，如果評選中國考古發現史上最大的遺憾，估計絕大多數的人都會把發掘定陵排在首位——有趣的是，在20世紀中國100項考古大發現名單中，定陵是排在末位的。當然，這個順序純屬巧合，因為100項考古大發現是按遺存的時代早晚排序的，但如此的巧合卻又是那么具有諷刺性。

發掘定陵是五十多年前的一個偶然選擇，但卻是那個年代裡的一個必然結果。

定陵，是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和孝端、孝靖兩位皇后合葬的陵寢，位於北京市北部昌平一片山谷中的十三陵陵區。定陵的主人萬曆皇帝是明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久的一位皇帝，也是一位到今天都很神秘的皇帝。他10歲繼位，22歲開始修建自己未來的壽宮，多次親臨陵址現場督察。陵寢在6年後建成，他卻在紫禁城中度過了30年與世隔絕的生活，幾乎從不上朝，也從不理政，直到長眠於這一座閒置了30年的地下宮殿。皇帝的地下玄宮是什麼樣子?著名的《永樂大典》是不是陪葬在永樂皇帝的陵寢里?這樣那樣的疑問一直吸引著人們，也困擾著像明史專家吳晗那樣的學者們，總想探個究竟。

1955年10月，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先生作為發起者，聯合了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長沈雁冰、人民日報社社長鄧拓、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長范文瀾等人，聯名上書政務院，請求發掘明成祖永樂皇帝的陵墓長陵。很快就獲得批准，儘管當時它受到了來自國家文物局局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鄭振鐸和副所長夏鼐先生等考古專家們的理性反對。

不過，吳晗他們上書請求發掘的長陵是十三陵中的首陵，由於建造面積實在是太大，一時難以找到墓道，考古學家們只好放棄原有計畫，決定先找一個小一點的陵墓進行試掘，等積累一些經驗後再發掘長陵。在其他十二陵的調查中，他們偶然發現定陵有塌陷漏洞，由此定陵成了最初上書發掘長陵計畫的試驗品。

當兩年以後發掘完工時，考古人員已在反對無效卻又不得不參與領導的夏鼐先生的指揮下，歷盡艱辛地把地宮內的所有文物都清理了出來。遺物總計約三千件，絕大多數是萬曆皇帝和他的兩個皇后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這些奇珍異寶作為隨葬品被埋入地宮，原本是為了讓墓主人在死後仍能繼續享受奢侈的生活，可在三百多年後它們被考古發掘出來時，大多已經腐朽破碎。萬曆皇帝和皇后的屍身也已腐爛，只剩枯骨了，而且他們的葬式看上去顯得很奇特。

在棺槨中發現的萬曆皇帝的金冠，用150根細如髮絲的金線，經過拔絲、編織、焊接等非常複雜的工藝製作完成，重量只有826克。用100多粒紅藍寶石和5000多顆珍珠鑲嵌的鳳冠，重2320克。色澤瑰麗、典雅莊重的鳳冠，比起輕薄似紗的皇冠要重了許多，肯定不適合經常使用，恐怕只是在奉迎大典時才偶爾使用。這樣的鳳冠共出4頂。

金器和首飾永遠是皇家的最愛。金器289件，幾乎都是手工製成；首飾248件，其中簪就占了199件，表明髮型和髮飾同樣是用來彰顯皇家威儀的，僅次於皇冠和鳳冠。這和前面說的商代婦好墓隨葬499枚骨笄的狀況，雖時隔三千餘載，卻遙相呼應。王室和皇家的女性總是引領著新風尚，這不由讓人感慨萬千。除了頭飾，定陵出土的衣物467件，也大多是供帝後穿戴的。但說到威儀，那還得說是萬曆大典用的5件袞服最為惹眼——這種一衣所成，用工10年的十二團龍袞服，萬曆皇帝身穿1件，棺內還放了4件。

與這些華貴服飾相配套的，也是出土最多的隨葬品是織錦布料，總計165匹，僅萬曆皇帝身邊就放了69匹。在此之前，還從沒有發現過數量如此眾多的古代絲織品，而且整匹的絲織品在出土時色彩依然艷麗。但這些每一件都堪稱精品的專為宮廷織造的衣物和絲織品，在發掘出土後卻慢慢變硬、變脆、變色、變霉……比出土文物的變質更叫人痛心疾首和毛骨悚然的事情，還在後面。

那是定陵發掘十年後的1966年8月的一天，定陵博物館大門前的廣場上，一大群紅衛兵高喊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把萬曆皇帝朱翊鈞和孝端、孝靖兩位皇后的屍骨砸爛後付之一炬。考古學家們精心發掘並用了一年多時間才拼合完整的三位帝王、帝後的屍骨，從此不存。在南京博物院龔良院長主編的《中國考古大發現》一書中，特別記錄了有關萬曆皇帝和帝後的骨架被焚毀前後的一些細節：

郭沫若對萬曆的屍骨十分關心，他對考古發掘人員說：“萬曆帝一生多病，有人說他是瘸子，但到底是什麼病使他身體變形，卻成了不解之謎。將來可用多種手段測試，凡能做到的都要詳細分析研究。”

吳晗在被捕入獄之前，曾以極其悲傷的心情對夏鼐說：“文獻記載，罌粟在明代中葉就已傳入中國，作為藥用，我總懷疑萬曆生前抽過大煙，可證據不足。本來萬歷的骨頭可以用來化驗，好證實真假，然而一把火，什麼也別想了。”他含淚說：“作銘(夏鼐的號)，在定陵發掘這件事上，到現在我才明白，當初我們的爭論，你和老鄭(指鄭振鐸)是對的，你比我看得遠。”

這段話是吳晗先生在紅衛兵焚燒萬曆皇帝和皇后屍骨一年後所說的。又過了一年，他懷著無盡的悲憤和悔恨，慘死在獄中。這一年離他當初發起上書發掘定陵整整14年，但月份卻是相同的，都是10月。吳晗去世21年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編寫的《定陵》考古發掘報告正式編輯出版。吳晗去世32年後，定陵考古發掘在2001年入選二十世紀中國100項考古大發現。

“如果”二字，永遠是遺憾的後悔藥。如果不是2003年而是再早幾十年，包括定陵在內的整個十三陵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個成為全人類共同遺產的昔日皇家陵寢，可能就不會被開啟；如果國務院最後不是出於長陵規模大，決定先試掘小一點的定陵，今天在地下含笑的就是萬曆皇帝而不是永樂皇帝；如果吳晗先生不提出發掘可以開展對明史研究的學術理由，不認為發掘帝陵建博物館才是貫徹毛澤東“古為今用”的方針，才能對廣大人民民眾進行階級教育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如果吳晗先生不是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只是一位普通的明史專家；如果吳晗先生在鄭振鐸和夏鼐的極力勸阻後，慎重考慮，改變初衷，不再急切地催請國務院……那就不會給中國考古留下一個永遠無法痊癒的病灶標本。這個標本一直吊掛在中國考古的天空下，成為後來無數發掘帝陵言論的鎮靜符和冷卻劑。下面提到的乾陵，就是因為當時吸取了定陵發掘結果不利於保護文物的教訓，才停止了進一步的發掘計畫。

1958年11月的一天，因修西蘭公路需要大量石料，陝西省鹹陽市乾縣附近的農民去乾陵所在的梁山炸山取石。炮聲過後，在清理碎石時他們發現了幾根石條。原來這炮點恰好炸在乾陵墓道上，石條就是墓道的階梯。考古學家隨後對墓道進行了清理，還發現了陵墓入口的金剛牆。如果打開金剛牆，乾陵地宮即可面世。但能不能發掘皇陵，不是陝西所能決定的。當時他們組成代表團進京請示主管部門，向中央有關部門遞交了《乾陵發掘計畫》。當時的文物局領導沒有明確表態，建議他們去參觀一下正在進行發掘工作的定陵，結果定陵不盡如初衷的考古使乾陵的計畫再也無法實施下去。現在看來，定陵的發掘教訓可以說是挽救了乾陵。

今天，定陵已成為北京市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每年都吸引著數百萬遊客來到這裡。人們在被這個古老的中國皇陵深深折服，感受著一代皇帝的傳奇和魅力時，可能根本不知道關於它曾經有過一個讓我們受用至今的細節：當年極力反對發掘但又不得不受命參加發掘定陵的鄭振鐸和夏鼐先生，痛定思痛，上書國務院，請求立即停止再批准發掘帝王陵墓的申請。當年作出同意發掘批示的周恩來總理立即批准，隨後通令全國，試掘定陵後再發掘長陵的計畫，就此擱淺。

如果說發掘定陵有所收穫的話，那就是中國其他帝王的陵墓從此保住了!